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蓬海、坦园,湖南长沙人,晚清著名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身处晚清动荡与变革的乱世,杨恩寿的生平经历、交游和思想都极具典型性,能够鲜明地折射出晚清湖南众多屡试不第的中下层科举士人普遍的生存轨迹和生活状态。杨恩寿的成就主要在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两方面。其戏曲创作剧情紧凑集中,吸收民间戏曲因素,运用机关布景道具,体现出了戏曲创作的近代转型特征。其戏曲理论则综合了李渔的曲论和考证派曲论两家之长,对清代戏曲创作进行了总结,对吴梅先生的戏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论文主要围绕杨恩寿其人及其戏曲展开研究。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杨恩寿家世与生平研究。第一节对杨恩寿的家世进行考述：主要分析了杨“以幕起家”对杨恩寿从事幕职的影响,杨恩寿之父杨白元屡试不第对杨恩寿坚持科举的影响,杨恩寿之兄杨彤寿以军功获官对杨恩寿进入长沙上层官绅圈谋求发展的影响。同时,对杨家的经济条件进行了分析,杨恩寿长期从事科举和以后候补为官有赖其家庭经济条件的支持。第二节对杨恩寿的生平进行考论：杨恩寿早年经历六次乡试,最终却依靠他以出色的文才与长沙上层官绅广泛交游,通过积累人脉的方式中举；中年后放弃科举,却盱入幕和候补两条谋生道路间徘徊反复,蹉跎岁月；晚年他回归故乡,成为长沙知名绅士,却极力渴求通过著述传名后世。杨恩寿的一生极具典型性,我们可以由此透视出晚清湖南众多屡试不第的科举士人普遍的生存轨迹。第三节对杨恩寿的仕历进行考证：杨恩寿获得詹事府主簿衔,及任盐运使衔湖北候补知府,当为捐纳所得；由候补知府升任候补道,为其幕主云南巡抚杜瑞联保荐所致。而其晚年未再任官,则主要与杜瑞联被罢官有关。第二章为杨恩寿交游研究,本章主要选择三组不同的交游对象,从不同视角展开论述。第一节以张自牧、黄润昌为切入点,探讨杨恩寿通过自身出色的文才进入长沙上层官绅交游圈的过程。杨恩寿进入长沙上层官绅交游圈,目的在于中举和在长沙从事幕职,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中下层科举士人通过扩展与上层官绅交游,以谋求改善自身境遇的生存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杨恩寿依靠的仍是自身才华,并无行贿为恶等丑行。第二节以杨恩寿的三位知已王先谦、王闿运、郭嵩焘为中心,探讨杨恩寿与他们的关系的转变。杨恩寿与王先谦早年密合无间,晚年却因双方地位、志趣的落差而疏离。杨恩寿与王闿运交游始终如一,但二人内心的契合并不多,主要依赖世俗人情往来维系了长期的友谊。杨恩寿与郭嵩焘早年因地位悬殊交游不多,但晚年却同为长沙耆绅组织“九老会”的成员,来往密切。知己间关系的变化,揭示出文人交游不仅受地位、志趣影响,同时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规律。第三节以杨恩寿的四位幕主魏镜余、杨彤寿、刘岳昭、杜瑞联为中心,通过分析杨恩寿与幕主的关系,来考察杨恩寿的游幕生涯。我们也可以由此考察幕友制度,并窥见“幕宾与幕主”这一组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极其常见的关系的具体形态。第三章为杨恩寿思想与创作研究。本章主要以杨恩寿的诗文为中心展开研究。第一节围绕杨恩寿的政论文,探讨杨恩寿的政务思想与洋务思想：从杨恩寿对川淮盐争、湘军安置、滇越防边三项政务的建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杨恩寿利国利民、兼顾各方和因时因地制宜的政务思想特征。通过比较杨恩寿对待轮船与火车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杨恩寿对洋务的评价标准为是否适用于中国,并非盲目肯定或否定,这显然更符合晚清士人对待洋务态度的历史真实。第二节总结杨恩寿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通过对杨恩寿的论文书信等材料的解读,总结出其“藉张吾楚”、“文无所谓派”、“以文存人”的文学思想；通过对杨恩寿的所有创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出其全面涉猎文学创作各个领域的特征；同时主要对杨恩寿的诗文的内容和风格进行了分析。第三节研究杨恩寿与越南贡使裴文禩之间的文学交游：裴、杨的文学交游,为我们提供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个全面而详实的个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案了解越南使臣出使中国及与中国文人交流的具体情况和特征。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正是有赖于类似裴、杨文学交游这样的一个个的具体事例支撑而形成的。第四章为杨恩寿戏曲创作研究。第一节对杨恩寿存世的《坦园六种曲》和《双清影》共七部传奇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简略扫描,并揭示了杨恩寿因追求进入史书《文苑传》而晚年放弃戏曲创作的原因。第二节是对杨恩寿戏曲主题进行探讨：杨恩寿戏曲中的“表彰忠义”之作,存在仇视农民起义的倾向。这与杨恩寿的家庭环境及湘军的成功给湖南人带来的普遍自豪感有关。但这些作品也蕴涵了呼唤忠臣良将拯救内外交困的时局的进步意义。杨恩寿在光绪元年(1875)创作的三剧,则充分体现出他在科举、候补与入幕三途间的徘佪犹豫的心态。第三、四、五节是对杨恩寿戏曲艺术手法的分析：真幻相生的剧情结构,使杨恩寿的戏曲能够于常境中展现奇境,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戏中戏的表现手法,使其戏曲能够吸收花部地方戏的表演因素并大量运用机关布景道具,从而使其戏曲更具可看性,能够有效吸引观众。此外,舞台场景间的迅速转切、以诙谐的科诨讽刺世相等手法的运用,则使其戏曲不仅为案头之作,而是具有鲜明的舞台性。此外,杨恩寿的戏曲取文消副末开场而代之以“破题”、突破生旦体制等,对传统的传奇体制有所突破和创新。第五章为杨恩寿戏曲理论研究。杨恩寿的戏曲理论著作为《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其曲学观点可归纳为戏曲本体论、戏曲批评论和戏曲史论二类。第一节对《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中的曲学本体论进行总结,归纳为尊曲体、论声律、溯源流三点。同时,分析了戏曲批评论的重题材与重刻画两点。第二节将《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与李渔的戏曲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杨恩寿对李渔戏曲的辨证评价为切入点,分析《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戏曲批评论中重场上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了李渔的戏曲理论；而其中重辞藻的观点,则是对李渔戏曲理论中词采偏俗的观点进行矫正和补充。第三节对《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的戏曲史论进行研究,认为其戏曲史论对清代戏曲具有总结性意义。在剧史考证方面,杨恩寿受到了以焦循为代表的考证派曲学的影响,对清代曲论和笔记、诗话等著作中的戏曲材料进行了辑录和考证。在作品批评方面,杨恩寿对清初、清中叶和晚清三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戏曲作家和作品都进行了评述,并简略勾勒了清代戏曲创作的历史。此外,杨恩寿有意识的搜集了清中叶以后的大量传奇作品,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戏曲史料。第四节简要评价杨恩寿曲论的戏曲史意义,其曲论上承李渔的戏曲理论和考证派戏曲理论两家之长,下启吴梅先生对传统戏曲的全面总结,具有鲜明的近代转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