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1990年普查1％抽样数据和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数据，以及“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和“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所收集的生育史数据，本研究试图在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内，对可能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各主要因素进行讨论。　　本文提出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模型，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等因素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内。本研究的着力点，也主要在于利用相关数据对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各个主要环节进行量化分析。　　性别偏好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方面，我们建立了能够代表妇女性别偏好(主要为男孩偏好)的多层次指标，并对该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具有男孩偏好的妇女所生子女的出生性别比要明显高于无明显男孩偏好的妇女，且具有多男孩偏好的妇女所生子女的出生性别比也要高于想要一个男孩的妇女此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同样男孩偏好强度的农村妇女生育男孩的可能性要低于城镇妇女，而同样男孩偏好强度的汉族妇女生育男孩的可能性则要高于少数民族妇女。　　生育选择与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我们主要分析妇女性别选择比例与出生性别比失调程度之间的量化关系，并采用孩次性别递进方法，对纯女户（已有子女均为女孩的家庭）下一次生育子女性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利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关系进行了专项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妇女性别选择比例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趋势高度一致，并且性别选择比例还对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放大作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主要是妇女对第二个孩子及更高孩次子女进行性别选择造成的。对纯女户进行分析发现，纯女户家庭的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性别比不断攀升，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人为性别干预特征。此外，通过对人工流产与妇女下次生育子女性别的HLM模型分析发现，较严生育政策很可能加剧了妇女为了生育男孩而采取人工流产的比例，性别鉴定设备的便捷性、相关知识的普及等因素，也可能对妇女实施性别选择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　　考虑到生育政策为地区级变量，我们主要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简称HLM）来研究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失调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育政策不同不仅对各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有直接影响，而且还分别通过与妇女已有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同时，某些经济因素（如农村人均每年纯收入的提高），可以对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失调影响程度起到有效减缓作用。此外，某些社会发展因素（如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增加）也对出生性别比的失调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分析还肯定了妇女的生育史（已有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生育年龄、生育间隔等）、个人特征（户籍、民族、受教育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是否二代户）对出生性别比存在着单独的显著影响，其中妇女的民族属性和生育间隔仅对妇女第二个孩子及更高孩次子女的出生性别比存在影响。　　本研究最后，我们集中讨论了影响出生性别比的结构因素和水平因素。结构因素主要是指出生性别比所涉及不同群体的构成，如不同孩次子女数量的占比、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数量的占比等;水平因素主要指各群体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如各孩次子女、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各类别出生性别比的具体数值。我们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多孩生育（三个孩子及以上）的减少对出生性别比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逐年加强。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主要是由于第二孩次及以上子女的相应出生性别比水平大幅度升高造成的。此外，我们没有发现外省流入妇女、省内跨县流动妇女、省内县（市）内流动妇女与本地妇女在生育子女性别方面有显著性差异，同样也没有发现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其他城镇流入该城镇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出生性别比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新颖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各主要影响因素整合在一个框架内，并利用数据刻画出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具体影响机制和路径其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突出了对妇女生育决策行为的宏观层面的关注，并利用HLM模型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其三，从结构和水平两个角度对出生性别比进行了分解，建立了男孩偏好、性别选择比例、性别鉴定比例等具体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