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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出现“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该阶段处于从要素粗放型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期间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是创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创新不足问题严重,尤其是民营企业创新不足问题更加严重,大批民营企业忽视自主品牌、缺少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等较低,导致许多民营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浪潮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倒闭(陈爽英等,2010),民营企业较弱的创新能力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创新力的瓶颈。同时,民营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在经济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笔者从全国工商联2014年公布的数据获悉,民营企业2013年创造的GDP占全国总量的六成以上,其中超过19个省级区域的民营经济贡献额度占到五成以上,广东省以超过了80%的贡献排第一1。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关系着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第一要素,关注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的决策层一直关注自主创新力的提高,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摆在战略高度。科技创新将支撑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各级政府鼓励企业大力创新的背景下,企业所获得的这方面的补助额度逐年增加。仅2013年,科技方面的财政投入5084.3亿元,增速达14.2%。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科技支出比例较为合理,接近1:1。2013年同花顺统计的1572家上市公司,获得了政府补助的企业占70%,部分公司的净利润基本由政府补助构成(毛其淋等,2015)。上市公司获取的补助呈现覆盖面广、额度较大的特点。那么,企业的创新产出是否因此得到促进?尤其是在民营企业长期存在信贷歧视的背景下(Allen et al.,2005;Brandt and Li,2003;卢峰等,2003;叶康涛等,2009),政府补助作为一种无偿资源是否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 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文献较多(高杰等,2004;程华等,2008;殷龙等,2009;解维敏等,2009;郭晓丹等,2011;周煌等,2012;芦哲等,2012),但基本是关于政府补助在创新投入方面影响的研究;关于政府补助在创新产出方面的文献显得不足且这个方向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比如,郭晓丹等(2011)、温军等(2012)研究发现政府补助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产出;而安同良等(2009)和顾媛媛(2011)研究发现政府补助阻碍了企业创新产出。本文研究政府补助在创新产出方面产生的影响,既能在该方向的文献研究有所扩展,也为说明企业创新中政府补助是否起作用提供经验证据。 第一章绪论。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主要内容与预期贡献等内容。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包括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和文献述评三个部分,其中理论基础部分包括企业资源观、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等理论;而文献综述部分分为国外研究现状和国内研究现状两部分,国外研究现状主要分为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以及政府补助、企业创新与企业业绩三部分;国内研究以关于政府补助研究为基础,着重梳理了政府补助在企业创新方面的影响。 第三章研究假设。首先,笔者界定了政府补助、创新产出与企业绩效这几个基本概念;其次,结合企业资源观、市场失灵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包括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创新产出以及创新产出与企业绩效等四个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寻找了数据的来源,定义了基本变量,并以此设计模型。其中,数据来源部分包括专利数量来源、政治关联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变量定义部分主要包括政治关联的衡量、政府补助的衡量、创新产出的衡量、企业绩效的衡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衡量等几个部分。 第五章实证研究。本章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测试,其中回归结果分析主要包括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分析,政府补助、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分析,政府补助、市场化进程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分析以及创新产出与企业绩效回归分析。 第六章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本章主要内容包括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存在的局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四部分。 笔者的研究对象为2010——2015期间的上市民营企业,研究主题为政府补助在企业的创新产出和经济后果方面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体上讲,政府补助能够帮助民营企业提高创新产出,却不能够帮助民营企业提高创新质量。政府补助与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和外观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然而其与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创新质量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反映出当前政府补助确实能够刺激民营企业增加创新产出,然而却不一定帮助民营企业提高创新质量。 (2)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受到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并且政治关联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质量上。政府补助与企业申请专利总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显著,但其与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创新质量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然而,在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政府补助与企业申请专利总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与企业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与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可见同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3)市场化进程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进而影响政府补助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具体地讲,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政府补助与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和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府补助与企业其他两种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政府补助与创新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显著。这说明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除了在整体上能够促进提高创新产出外,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提高创新产出质量。 (4)企业的创新产出是新知识、新技能或者新元素的集合,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现有生产力或者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等带来企业价值增量,进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除了企业发明专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提升当期和未来期间绩效外,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提升绩效。综上所述,尽管当前政府补助有助于帮助企业提高创新产出,但尚不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质量,从而不能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来帮助企业提高业绩。 本文的预期贡献包括: (1)已有的关于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文献聚焦于政府补助在创新投入方面影响,本文认为创新投入的多少可能并不反映企业创新的真正效果;尽管一些企业由于商业秘密或者竞争需要不对外披露自己的核心竞争技术,但是创新产出是创新投入的最终成果,相较于前者更能够说明政府补助在企业创新方面的影响;这个方向的文献不仅少而且研究结论不一致。所以从产出的角度展开研究,既能在该方向的研究有所扩展,也为说明企业创新中政府补助是否起作用提供经验证据。 (2)长期以来,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信贷歧视(Allen et al.,2005;Brandt and Li,2003;卢峰等,2003;叶康涛等,2009),往往造成民营企业缺乏创新所需资金,导致民营企业创新投资不足,进而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制度环境,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研究政治关联(非正式制度)和市场化进程(正式制度)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既拓展了政治关联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行为以及结果影响方面的研究,也在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和影响要素方面进行更深的探索。 (3)已有文献基本忽略了创新投入或产出是否影响企业未来的业绩。在较长期间的保持竞争优势是企业进行技术革新的目的,而较稳定的业绩增长则是其终极目标。笔者以上述两方面研究为基础,探究创新产出是否提高企业业绩,提供了政府补助能否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而带动企业业绩提高和增长的经验证据,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