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是一本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由于文献和相关证据的缺乏,其《世兵》篇又与贾谊《鹏鸟赋》出现较多相似之处,历史上一直将其视为伪书,这种看法直影响到近现代,限制了学者对这本书的研究。直到《黄帝四经》的面世,其中有不少文句与《鹖冠子》联系较大,这才引起了学者对《鹖冠子》的关注,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除中国学者之外,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鹖冠子》便引起了众多国外汉学家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鹖冠子》的各种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本文在“综述”部分简单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研究和分析《鹖冠子》思想的过程中,时时遇到文本、诠释、统一性等方面的困难,这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中国典籍的研究方法问题。在《鹖冠子》十九篇中,至少有两篇是不涉及鹖冠子本人的对话；而余下的诸篇,其语言风格和思想不能说完全一致。但这些仍不能否定《鹖冠子》作为一部文献的整体性,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重心和思想基础等方面。社会政治理论是《鹖冠子》的理论重心,贯穿《鹖冠子》首位的是对永恒的、和谐稳定的理想政治制度的探索。为建构这种制度,《鹖冠子》不仅将“道”作为终极的、本源的存在,并且将“天”作为“道”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涉及方方面面,简言之,对于“天”——自然——来说,包括列星围绕北斗的旋转,日出日落,四时更迭,阴阳和合,五行有序；对于人——君主、国家——来说,则投影为君主的权威(斗柄),及以此为核心的百官的设置、刑德的运用、形名(刑名)的确立、贤人的选拔甚至用兵、谋略、权术等各个方面的合理实现。“天”与“君”来源于相同的原则“道”,所以二者分享着同样的权力与职责：公正、无私、守信,以及所握权柄的至高无上。但以上种种只是鹖冠子的理想,这种理想过于完善以至于在现实中得不到回应。《鹖冠子》抨击当时的君主违反天道自然的原则,任人唯亲、排斥贤臣,赏罚无道、喜怒无常,穷兵黔武、兵困计穷,好大喜功、傲慢不谦。国家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君主的行为与天道所赋予的合法性相违背,由此造成民生凋敝,甚至国破家亡。现实与理想的鸿沟构成了《鹖冠子》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思想方面,《鹃冠子》明显有融合诸家的倾向,但这种倾向还没有达到《吕氏春秋》那样完善的境地；它力图建立一个理想上的统一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在现实上没有回音,更不能说《鹖冠子》在为大一统国家提供政治理论依据。总体上说,鹖冠子的理想与《老子》、《庄子》中“圣人”的理想是共通的,只不过鹖冠子将他的圣人放在了社会政治领域,使之成为完善的、毫无缺憾的帝王,这在《王鈇》篇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但表明帝王神明的同时,鹖冠子又不惜笔墨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否认,鹃冠子在强调君主权威性和统治秩序时很大程度的受到法家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成为苛政猛法的推崇者,相反,他反对这种不近人情的政治。这一点上,可以说鹖冠子是一位“温和的”法制派。在法家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墨家、儒家等学派的影响,阴阳、五行、形名、刑德、神明、度数以及具有兵家和医家色彩的词汇,在《鹖冠子》文本中都或多或少的占有一席之地。葛瑞汉曾认为,《鹖冠子》一书凸显了诸子融合初期的面貌,这种观点是合理的。本文从两大方面来分析《鹖冠子》的思想,分别是“天道与王道：《鹖冠子》思想体系的中心”和“社会政治思想”,前者从整体上分析《鹖冠子》“天人相参”的政治观,包括五章：《鹖冠子》天道思想总论、《鹖冠子》道论研究、《鹖冠子》气论研究、《鹖冠子》天观念研究、王道：源于自然法则的政治体系架设；第二部分从《鹖冠子》的选贤观、《鹖冠子》的用兵观、以“夜行”为代表的权术思想三个方面具体论述《鹃冠子》的政治观点。我们一般将《鹃冠子》视为道家,也有人认为它属于“道法家”。我们将先秦诸子分门别类、划归为不同的派别的方法,在《鹖冠子》为代表的一类著作中遇到了困难。在现代,一批地下文献的出土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上博楚简《恒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及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黄帝四经》等等。这些或许是当时“民间”的思想,或许属于某种意义上的“方士”思想,但它们毕竟代表了战国时期的一种主要思想；抑或,正是这种“杂糅”的思想才是当时真正流行的思想。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汉代的思潮,如气本论的形成、黄老之学的流行以及董仲舒“天人合一”政治理论的建立。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