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的东北书写有两个维度,其一是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满洲”书写,其二是1949年后赴台作家的东北书写。“满洲”书写中,台湾的士绅阶层和平民阶层分别对“满洲"进行了借景抒情的隐晦描写、直面创伤的实景描写和置为底色的想象描写,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台湾人的“满洲”情结。对东北书写的研究主要从东北精神、地域民俗和美学风格三个角度考察。酷寒蛮荒中的东北精神是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具有骁勇剽悍、反抗压迫的行为动因,诚笃无欺、厚情重义的精神内核和执著追求、忍辱负重的人文底蕴。敬天畏神、圆融剽悍的东北民俗是地域文化的显影,它从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和社会民俗三个角度显现：萨满教是东北人民感恩万物、善待生灵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导引；交融质朴、和合圆满的饮食习俗是多民族文化交流和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彰显民间判断标准的匪性文化是民风与现实催生的恶之花；中、日、俄三国文化交融呈现出文本的异域格调和观念互见。这些作品普遍显现苍凉厚重的美学风格：史诗性与纪实性以巨大的时空跨度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思乡中的漂泊叙事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情节模式三个方面表达了孤独和乡愁的情感体验；满族语言和方言土语是东北语言的地标,粗砺白话与文言结构珠联璧合整体展现了东北语言风貌——这是台湾文学中对东北语言系统分析的起步。但这些作品的艺术手法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主题先行、情节失真和人物的扁平、单薄等不足。论文整体考察了台湾文学的东北书写,体现东北——台湾双重经验,揭示了东北书写的重要意义：丰富台湾文学中的地域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