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然具有浓重的“秩序情结”,并始终以建立“社会秩序”为主要目标。汉代是社会形态的大转折时期,以“忠孝治天下”的理念成为汉代主导性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儒家的制度化与制度的儒家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形成真正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其确立的标志是《白虎通义》。《白虎通义》作为东汉社会人伦秩序建构的“礼典”,同时又反映出当时人伦秩序的结构特征。其形成的思想既源于东汉社会人伦秩序的现实基础,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显现。因而,东汉社会确立的人伦秩序结构影响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人伦秩序建构,奠基性的地位不容忽视。《白虎通义》综合了汉代普遍流行的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思想,以“天道”秩序论证“人道”秩序的合理性,并把人伦秩序制度化,其核心内容为“三纲六纪”,体现了九种人伦关系。这些人伦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现实关系：政治关系、血亲关系和姻缘关系、交谊关系。以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为主体,对这些人伦关系的论述主要是为政治统治建立现实的社会秩序,呈现出“亲亲”饰“尊尊”特点。由于士族的兴起,汉代宗族与国家的联系极为密切,提倡“以忠孝治天下”的本质是为了以“宗统”维护“君统”,调整国家与宗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东汉社会人伦秩序结构的分析,探寻社会秩序建立背后所蕴含的精神所在,体察《通义》之“义”的精神,以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具有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礼”制,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因素。“义”主要是以“仁义”为精神内涵,具体体现为“重人伦”、“贵民”、“性情”等而确定人的名分,立足于一定地域与时间内人们所具有的生活方式之上,以“礼”定“分”。这一思想既合乎当时人们的自然情感,又符合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之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