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为选题,在对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与扩展、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殊路径与历史特点进行比较与概括、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进行分析与提炼的基础上,考虑城市群体引领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并结合西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实际,试图解决“新时期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又以什么来支撑这种新型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发展”等核心问题。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出了以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同时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进行了选择,对西部未来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格局作出了战略构想,并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机制与成长阶段,提出了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核心支撑的经济基础培育路径及制度安排构建策略。在西方国家关于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经典理论中,区位论中的农业区位论与工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等主要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而中心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点轴网络系统理论、外部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城市体系中心—外围理论则从产业地域扩展与产业关联发展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因此,西方经典城市发展理论无一不是从产业发展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及城市群体的发展演化的。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完成的,而工业化则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推进的,因而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虽然极其重视产业支撑的推动作用,但在研究内容上相对缺乏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建构的内涵。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路径不同,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经历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路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曾经一度处于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领先水平,到封建社会中后期,西部城市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差距越拉越大。进入近现代,西部城市一度有所发展(如开埠城市及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城市的发展),但与全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156项”建设及“三线”建设时期,西部生产型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与全国差距迅速缩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城市发展与东部的差距迅速扩大。经由这种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而来的西部城市化进程具有其浓厚的历史特性,表现为城市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布点区域集中、城市建设政府推进、城市循环相对封闭等。从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不仅面临着城市数量不足、城市密度过稀、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群体综合竞争力弱等制约因素,城市群体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制度安排上,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面临着经济调节制度缺陷(市场体制不完善及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总体制度安排缺陷(城市偏向和农村忽略)、产业布局制度安排缺陷(政府指令布局与地方关联缺失)、要素流动制度安排缺陷(城市无限索取与有限回流农村)、城市设置制度安排缺陷(行政审批设置与行政级别强化)等制度障碍的制约。从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经济基础来看,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农村贫困和农业发展落后、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制约,还面临着第三产业“虚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影响与制约。从西部城市体系结构分析来看,无论是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组合结构,还是地域空间结构都处于失衡状态。等级规模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大城市这一层级的严重断层,职能组合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绝大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职能趋同,还没有形成区域城市的合理分工,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中国西部数量和规模本就有限的城市群体又集中分布在面积较小的几个区域。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本研究基于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原理,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困境的破解路径——产业与制度支撑下的城市群体空间重构。中心—外围结构是当今世界区域和城市群体发展普遍的地域空间组织形态,但从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来看,西部城市发展及城市体系演化并不符合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因此,本研究在加入产业联系要素和制度安排要素后对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格局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发展极点上由多中心(城市)引领与带动城市群落及区域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呈多层级、多中心—外围型城市群落层级体系；在产业支撑上,以不同类型产业发展支撑各层级空间发展,以城市间的产业关联与网络化发展引致中心与外围及腹地间的多重联动与网络化发展,经由产业的层级网络化发展推动城市间形成合理的层级网络结构；在制度安排上,城乡之间、相邻城市之间、不同层级城市之间以协调发展与合作竞争取代二元分化与行政分割,以“城市经济区”制度安排取代“行政区经济”制度安排；在城市功能上除强化经济集聚与扩散功能外,还注重城市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功能；在地理布局上呈极具生态学意义的群落状展布。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空间不足及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经由空间重构建立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色空间组织形态需要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的综合支持。本研究的第六章在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要素、成长机制、支持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空间拓展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核心支撑。在经济基础上强化以产业群落支撑城市群落的发展,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不同层级的支撑产业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制度基础上突出以制度发展拓展制度空间,尤其注重在总体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安排、行政制度安排等方面拓展制度安排空间,以建立起推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制度基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不可能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只能选择自然地理环境较优、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局部地区进行重点城市群落建设,并以重点城市群落的发展带动西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第七章,本研究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背景,利用城市群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考虑到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历史联系、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以及西部各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吸引力和相邻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吸引系数,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三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三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并在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再次进行空间整合,发展培育成为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同时,本文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制度安排构建及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的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路径与培育阶段。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展：在理论研究上,对西方经典的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概括,并在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联系和制度安排要素对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提出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概念性理论框架。在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路径、发展特点、发展现状、面临困境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扩展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三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三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与空间格局,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及其产业支撑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特殊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现实矛盾,着重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重点区域、经济支持与制度安排等核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探索建立适应西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未来格局、以及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安排构建等。在方法应用上,体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组合使用的研究特色。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对空间经济学“区域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的中心—外围理论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应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西部城市发展的特殊历史路径及历史特征进行了梳理、概括及比较分析;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基于经验数据对西部城市发展的城市体系结构、城市职能结构、城市群体发展演化进行时空综合分析；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特性、空间障碍,并探索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形态、重点区域及区域实现模式；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探索建立切合西部实际的重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经济支撑、制度安排及其实施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