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纷纷寻找治世之路。荀子在孔子道德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教化观。同时他在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战国的现实政治需求,大胆吸收了法家思想,扩充并发展了儒家的礼乐观,提出了“乐治”的观点。荀子直面人性,指出人有长幼、贫富、贵贱等方面的差别,所以人的欲求存在差异,人际间存在争乱。同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战国时期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物质资料远远无法满足人的全部欲望,这一问题也放大着民众间的矛盾。对此荀子提出要消解人的差异性,将个体的人转变为群体的人,使人在政治层面达成了欲望的平衡。此外,早期的中国过于强调“礼”的至上性,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感。同时,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践行“礼”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作为保障。这种强制力更是加深了政治的紧张感。因此,荀子认为单纯的礼治绝非是最佳的治国之径。面对上述种种现实问题,荀子继承并发展了早期儒家“礼以节外,乐以和内”的思想,指出“乐”能温和地作用于人心,促进人际间的敦和友睦,从而提出以乐治国即乐治的哲学主张。本文从绪论展开,梳理了前人对荀子礼乐思想的研究。同时,围绕“乐”与“治”的关系,分析了乐治的内容与特性,为下文荀子乐治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此外,绪论还着意于理清荀子礼乐观的思想来源,阐述了周代“审乐以知政”和孔子的礼乐观对荀子乐治思想的指导意义。第一章和第二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主体,分析了荀子乐治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具体施行方法。首先,荀子从乐与天道的关系出发,分析指出乐源于天道,乐声、乐象皆是对天道的模仿。因此,“乐”中天然地包含有自然之道,是“天德”的呈现。其次,荀子从乐与人性的关系出发,指出乐不仅感发于人心,还能以独特的方式作用于人心,扩充人的德性。因此,“乐”能帮助人更好地获得伦理之德。特别地,荀子在“雅郑之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乐有“正声”和“邪声”之分。他认为“正声”能够涵养人的性情,促进个体道德的完善,消解人过度的欲望,减少人际间的争乱。随着个体德性的不断扩充,百姓的心性日趋中正平和,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也日渐安定,国家政治也日益和谐。据此,荀子提出了推行乐治的两重标准:一是中声所止,二是合于道义。同样的,他还提出了施行乐治的三重方法:一要做到礼乐相配,二要坚持乐德互补,三要推行乐法并进。至此,荀子系统地构建了一套以礼乐为核心,以德法为辅佐的治国、治世之道。通过分析荀子思想的背景和内容,笔者发现,荀子的乐治思想暗含着礼乐制度下对政治大一统的诉求。这一诉求不仅丰盈着荀子的礼乐观,还有利于更好地梳理和掌握儒家礼乐观。特别地,荀子乐治思想中的诸多理念均在不同层面启发着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因此第四章分析了荀子乐治思想的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