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产生最早的城市公用事业,上海公用事业最初是由外侨引入的。它主要集中在租界地区。随着租界公用事业体系的完善和外商公用事业企业发展的需要,现代公用事业逐渐突破租界的界限向华界延伸。而中国官厅对外商的这一行为长期以来并未做过多介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开始与外商公用事业企业及其后台租界工部(董)局展开了一系列交涉,以期收回公用事业方面被侵占的主权。其中电话、煤气、水电等公用事业的交涉就是当时交涉的典型案例,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碰撞下政府、民众以及租界当局等各种势力之间相互纠葛、博弈的复杂关系。将上海市政府与交通、外交两部在交涉中的行为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上海市政府的态度更为坚决、交涉方式也更为强硬。而中国民众对交涉的参与与态度并不一致,民众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取舍上是有分歧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外商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但在交涉过程中,这几方势力往往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损害对方的权益。总体来看,交涉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外商公用事业侵权的问题,却在对外商进行限制的前提下收回了部分利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