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也称心学,主要探讨心性问题,以往学界对王学的研究一般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哲学范畴展开,对其“亲民”思想则重视不够。本文以“亲民”为切入点,围绕阳明对古本《大学》中“亲民”的诠释、“亲民”思想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其“亲民”思想的政治实践三个方面展开,试图呈现“亲民”在阳明哲学语境中的意蕴,突显其“亲民”思想的政治向度。此外,在思想史视域下,考察阳明“亲民”思想与明中叶以后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发掘阳明哲学的致思路径和他对重建合理人间秩序的强烈诉求。从王阳明哲学的整体来看,“亲民”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随着明代理学式微和当时政治生态的恶化,士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王阳明不满于朱子之学的流弊,对朱子的“新民”说展开批判,并回归古本《大学》,站在心学的立场对“亲民”进行诠释,赋予其全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得君行道”的政治构想在当时不切实际,从而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把实践的主体由“君”转向了“民”,这也使得普通民众可以成为“道”的承担者,这是王阳明不同于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之处,也是他“亲民”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体现。王阳明“亲民”思想的提出、发展和成熟,是在他哲学体系的建构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也使其具有了心性和政治的双重品质。他说“亲民”就是《尚书·尧典》中的“以亲九族”、孔子的“以安百姓”、孟子的“亲亲仁民”等,赋予了“亲民”丰富的哲学意蕴,认为“亲民”的核心就是儒家所讲的“仁”、就是爱民、安民、教民、养民。本文以“亲民”为中心,以诠释学中的文本诠释理论为基础,通过“致良知”、“明明德”、“万物一体”三个层面,对“亲民”的哲学维度进行诠释。并在阳明心学体系下梳理“亲民”与其核心哲学概念的理论关联,重构阳明心学的发展逻辑。具体而言,他用“致良知”统摄“明德”和“亲民”,用“止于至善”作为二者的最高原则,提出了“明德”“亲民”合一的思想,并把“明德”和“亲民”看作是“万物一体”立体达用的两个方面,提出了重建“万物一体”理想社会的政治理论。大致而言,儒家的“内圣”工夫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外王”理想。王阳明力倡“知行合一”,主张在“事上磨炼”,他的“亲民”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丰富的政治向度,而他“亲民”的政治实践主要围绕为政、为教两个方面展开。他一方面积极开展讲学活动,教化社会风俗;另一方面关注民生,无论是平乱征剿期间还是主政地方之际,都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民心、为民请命。可以说,阳明爱民、保民、教民、养民的亲民实践,真正践行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和“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综上所述,本文对阳明“亲民”思想的研究,不局限于哲学向度的诠释,还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对其“亲民”思想的致思路径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呈现其思想价值。此外,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联系当时的政治生态及阳明的“亲民”实践,发掘阳明亲民思想与秩序重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思考文化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是本文试图承担的主要任务。同时,阳明的“亲民”思想在中晚明和近现代都得到了一定的回应和发挥,这也使其“亲民”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得到呈现,在总结阳明“亲民”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历史分析和现代诠释,突显其思想地位和时代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