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运用政治社会学视角，以中国西部一所乡村中学为案例，对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的行政效率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中国基层社会成员的利益满足空间过度集中，行政与政治领域分化程度不足，结果致使以满足物质利益、人格化互动为特征的利益政治活动充斥于行政过程之中，行政过程的事务性与技术性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发展，行政权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权力结构不平衡——权利—义务关系不平等——信任关系恶化——归因的人格化倾向，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恶性循环。　　文章第一章分析认为这所乡村中学具有国家建构的体制背景，它具有某些国家管治的象征性符号，但是，由此也确立了这所乡中学在本乡之内的代表性垄断地位;它不仅是乡村教师的行动空间，也是他们的利益满足空间。这为后面各章节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则主要从国家治理结构的角度分析了基层社会的“剩余行动空间”。分析表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国家管治权的象征性扩张与实质性扩张的分离现象，这为基层权威留下了足够的行动空间;同时，由于授权来源致使基层组织内部利益结构分离;而财政与人事的分离却又在另一个纬度上强化了县级以下、村级以上基层权威的利益共同性;最后，校长负责制则将乡村学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动权几乎完全置于基层权威的控制之下。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分析基层社会秩序中主导性力量的行动空间。　　但是，这项研究并不是就此走向了类似“集权主义”模式的结论:基层秩序完全由基层权威决定。事实上，在基层单位作为社会成员利益满足的基本空间的情况下，政治过程必然与行政过程融为一体，在官僚体制以指标化的效率目标为主要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基层权威必须得到社会成员基本程度的配合方可完成工作，利益政治活动由此找到生存空间。第三章紧接前两章继续分析其内部利益政治活动。乡村教师利益的表达并不具备城市单位中的正式制度安排，其表达机制是自发形成的。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与规避风险成为其利益政治活动的两大主题。由于内部组织结构简单，教研室等职能部门难以成为主要的表达机构，分散利益的表达和组织化会因利益触及范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方式;利益波及范围较广时，对利益组织化提出了需求，但由于缺乏精英分子，以及某些制度化安排将教师利益加以分割，分散利益的组织化就成为一种“混沌状态下”的自发演化过程;这使得基层社会成员利益组织化能力较弱、程度较低，相应的行动能力也较为不足。每一次具体利益政治活动的展开往往都是受到某个事件的刺激，这些事件又往往带有鲜明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主导性;所以，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会进一步强化利益政治与行政管治的发展。　　在上述情况下，学校内部不同利益行动主体的关系及未来发展，都必然受到既往互动过程的影响，互动过程的路径依赖导致了一些互动困境。这构成第四章的分析重点。互动困境首先表现在权利—义务的划分方面，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权利—义务的界定必然不平等，也得不到普遍认可。除此之外，互动困境还表现在管理与技术的矛盾方面。尽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作为管理者的校方与作为技术承担者的教师并不总是两个整体化的行动者，但总的来看，管理与技术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双方有时还会以此相互发难，这成为基层权力合法化的一个难点。　　结语部分在回顾上述分析结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点明其出路就在于必须通过制度建设等途径促进社会结构的分化，而且必须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对社会资源进行适应性重组，这无论是对行政效率的根本性提升，还是对利益政治活动的有序化疏导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