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直播由于其互动性和即时性,于2016年诞生以后蓬勃发展,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其中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4.33亿,占网民总数的50.7%。互联网直播给当下的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隐藏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与淫秽直播有关的犯罪是所有目前与互联网直播有关犯罪中占比最大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直播”为关键字检索可得的所有案例中,淫秽直播案例占比1/6,高于其他类型犯罪。这些行为的罪名适用存在标准不统一的现象,且当下所有的罪名设置均无法完全覆盖淫秽性互联网直播的相关行为,如何对这些行为进行定性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分别从主播和直播平台的行为进行分析,这事实上并未覆盖到所有的行为以及行为主体。根据《互联网直播管理规定》,直播行为主体分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两类主体的行为合在一起才造就了直播。而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的概念较之主播要更为广泛,应当包括不进行内容缔造的内容发布者。而这部分主体近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是“N号房”同类直播平台性虐待、儿童性剥削直播问题的始作俑者,其行为体系化的定性不容忽视。此外,互联网直播内容接收者的行为一般不应受刑法评价,但在儿童性剥削的问题上,适度入罪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互联网淫秽直播主体行为定性研究,即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包括但不限于主播的内容发布者,以及内容接收者行为的定性研究的总和。通过这样的研究,将各个主体的不同行为细化类型化再进行定性,而不仅仅是在多个定性路径中单单选择一种概括所有行为,有助于正确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