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道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所设置的监察区,其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实体化,并且成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就是方镇。黔中在有唐一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但是由于黔中处于边疆地区,史书的记载相对缺乏,然而在唐诗以及其他一些文献中有着与黔中相关的只言片语,这是我们研究黔中的珍贵材料,鉴于他们的书写者几乎都是黔中之外的文士,因此他们对于黔中的书写难免具有他者的眼光,异域的想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通过他们对于黔中的观察和认知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另外一个黔中世界,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对于黔中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而且通过对于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形成的因素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对于唐代文士、对于唐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唐代文士眼中,因为黔中处于南诏通往唐王朝的交通要道之上,加之黔中地势险要,因此黔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控摄遐远之地,但是黔中的这种地位是相对的,不能估计过高。此外,不仅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且宦游以及未曾宦游黔中的文士,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黔中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区,是一个风俗习惯与中原迥异的异域之地,是一个多毒蛇猛兽、素多瘴疠的威胁之地,是一个让人容易产生哀伤的地方,这些意象并非各自单独存在,而是有机联系,共同形成一幅多姿多彩的黔中画卷,但是鉴于黔中意象的特点,因此这幅图画可能不会让人产生喜悦之情。无论宦游还是未曾踏入黔中的文士,他们眼中的黔中意象几乎一致,此外,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当然指的是黔中,而广义的黔中意象既包括黔中地区,也包括由宦游文士入黔的始发之地至黔中这段旅程,其中尤以三峡最为重要,这与唐代文士入黔的交通路线密切相关。许多文士是因为流放和贬谪而来,因此他们对于黔中之旅是排斥的、是怀有恐惧的,这自然导致他们对于的印象不会太好,但是也有例外,如郑典设,他在施州得到了这位裴施州的礼遇,从而对于这位裴太守治下的施州赞誉有加,而他的这些言说对于未曾去过施州的杜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杜甫对于施州产生向往之情,渴望前去拜访这位贤明的太守,因此,唐代文士宦游黔中的缘由以及他们在黔中的经历对于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由宦游文士的始发之地至黔中的这段旅程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又充满危险,当他们千辛万苦来到黔中的时候,由于黔中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落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多毒蛇猛兽和瘴疠,并且医疗条件缺乏,导致他们在黔中的生活较为艰难,故而由宦游文士的始发之地至黔中的这段旅程以及黔中的实际情况对于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的形成至关重要,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得以形成,并且凭借唐诗和公文而快速传播,并且对于黔中道、对于唐王朝、对于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以及这种意象改变的必要性,但是在有唐一代,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不仅未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由此可见唐代文士眼中的黔中意象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意象改变的必要性,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在有唐一代未能有所变化,并且这种情况在宋代也未见到有实质性的转变,宋代黄庭坚眼中的黔州与唐人的认识几乎完全一致,宋代的播州为杨氏所统治,关于播州的这段历史,宋濂与李化龙等明清文士的认识迥异,宋濂认为杨端凭借唐王朝的威灵而具有播州;杨氏一门为国尽忠,爱好诗书礼乐,在播州施行教化;并且杨氏如同古代的邦国之君主。但是李化龙等明清文士却认为这个时期的播州是虎狼盘踞的地区,并且地势险要,山川与风土人情与中原迥异,不知诗书礼乐,虽然李化龙等对于杨氏统治之下的播州有着上述的认识,然而他们对于汉唐时期的播州给以高度评价,此外,他们还将平播之前.与之后的播州进行对比,在他们眼中平播之后的播州在明清王朝的统治下实现了巨大的改变,并且在康熙以后,科举事业与名区并烈,播州由唐人眼中的非人所居变为与名区并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