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台湾长期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党，国民党为什么能够由非竞争性的威权政党成功地转型为适应选举竞争机制的民主政党？为回答这个问题，提出"移入政权与本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解释模式。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的分析，建构一个以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或其政治认同、外部政治压力以及政党领袖或党内精英的策略选择能力等为变量的分析框架，对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年来的本土化变革及其适应性转型做出一种新的诠释。　　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退到台湾。随后国民党通过对政党本身和台湾社会的系统改造，建立起了以蒋氏父子为核心的威权统治。这种威权统治包含了几个基础性的支撑点:其一、以"反攻大陆"和整个"中国法统"为中心诉求的意识形态。反攻大陆是国民党当局维持临时性制度安排的政治基础，对整个中国法统的坚持则是长期维持民意机关不改选的理论源头;其二、以外省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统治网络。占有不到20％人口的外省人在台湾长期垄断了政治资源的分配权;其三、以党对社会的逐级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统治网络。这是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推行长期威权统治的基本手段。50年代，"党国体制"得到了强化，"侍从主义"成为政治统合的主要工具。　　作为"移入政权"的国民党当局与台湾社会的矛盾主要存在于权力分配的场域。50年代开始的县市长选举是政治参与扩大之滥觞，理论上为地方政治精英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但是国民党对本省精英的长期压制以及"中央层级"行政职位迟迟不对本省人开放，使本省籍精英政治上升的道路被阻断。于是，本省籍精英加大了体制内的抗争力度，并不断扩展制度外抗争，"省籍矛盾"的显现对国民党当局的社会整合体制产生了严重冲击，使其统治能力不断减弱。　　20世纪70-8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瓦解了国民党的统治能力、削弱了其政权的合法性，使"移入政权"与本土社会之间关系的紧张充分暴露出来。其中包括:其一、反攻大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统治正当性逐渐消失;其二、中美建交使台湾当局的外部合法性丧失，政治认同面临着空前危机;其三、台湾社会的经济发展引发了社会变迁，中产阶级崛起，台籍精英要求扩大权力的呼声越来越大。于是国民党不得不开放高层级的政治职位给本省籍精英。但是这种有限的开放显然无法满足本省精英日益增加的权力欲求，反而引发了本省精英的新抗争热潮。于是，在"省籍矛盾"的议题下，国民党的"党国体制"面临瓦解。　　在社会力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统治模式，以维持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从蒋经国时期开始的"本土化政策"到李登辉时期大致完成，本省人基本上将外省人排挤出了权力核心。而国民党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包括:第一、政党的组织刚性减弱，党中央对党员的约束能力下降，"列宁式政党"的色彩越来越淡化;第二、党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诉求由原来的"反攻大陆"变成了现在的实现台湾"本土意识"、与民进党争夺执政权;第三、政党功能发生了改变，国民党由原来的革命型政党变成了选举型政党，在台湾政坛不再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政党适应性的强弱从某种意义上是衡量一个政党能否在不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它主要体现在政党组织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调整两个方面。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是政党组织结构和功能性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理念变革的基本要求。目前国民党的适应性调整还没有结束。虽然该党的结构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党内的威权主义文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却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从2000年以来国民党的改造对该党的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经过改造之后，国民党将成为完全的选举机器。　　"移入政权"与本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动了国民党不断从政党目标、组织结构、政党理念等各个方面作出适应性变革，在不断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同时，政党的生命力得到不断的延续;从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政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来看，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地位的丧失及其适应性转型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去观察通过民主运作机制再次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国民党将遇到哪些挑战，并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