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企业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之一,正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已经成长为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和谐社会坚实的微观基础。近年来,财政不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投入,并完善其扶持方式。对财政扶持龙头企业进行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研究成果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的并不多见,更缺乏从带动农民增收的视角上对财政扶持龙头企业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论文以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为主要研究工具,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产生的农民增收效应进行研究,并对影响农民增收效应的主体行为进行博弈分析,旨在为更好地发挥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牵动作用提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本文按照“为什么进行扶持——扶持得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思路展开,首先论证了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依据和目的,在总结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历史演进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从计量分析和个案分析两个层面分析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牵动作用,接下来选择从政府与企业行为的角度探讨影响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的因素,最终得出结论和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建立在经济理论和现实情况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从交易费用、制度变迁、增长极和公共物品等理论基础上看,还是从政府财力、企业自身发展及国际形势等现实依据上看,财政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十分必要的。第二,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带动农民增加收入,通过测度辽宁省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无论是应用通过财政和统计部门收集的宏观数据对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进行计量分析,还是应用通过实地调研收集的微观资料对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结果都表明,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在促进企业规模壮大、实力增强的同时发挥了带动农民增收的正效应。第三,通过对FD果蔬公司的个案研究,我们发现,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财政扶持龙头企业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地方财政资金未足额配套、企业未完全按照规定使用财政资金以及农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对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产生了不利影响。第四,对政府而言,扶持龙头企业能否实现所设定的带动农民增收的预期目标,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博弈参与者进行相互作用与相互选择而得到,而并非制定者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政府在扶持龙头企业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下级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可能反应,他们会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预期报酬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第五,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由于博弈各方在利益选择上的不一致性,因而,地方政府有“完全执行”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打折执行”两种策略可供选择,加大对地方政府“打折执行”中央政策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地方政府“打折执行”的收益以及加重惩罚中央政府人员监管不力的失职,可以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打折执行”行为。第六,政府在立项选择扶持的农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时,受到寻租行为、信息不对称和目标短期化的影响。由于寻租行为、信息不对称和目标短期化的存在,降低了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效率,即政府以某一概率选择了错误的扶持对象。因此,广辟途径,约束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合谋寻租”行为,加强政府对龙头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并将长期目标纳入考核政府绩效,有助于提升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第七,接受财政扶持的龙头企业,有带动农民增收的责任,然而,理性的龙头企业是否履行带动农民增收的责任,取决于其履行责任的预期收益与不履行责任预期收益的比较,只有当前者大于后者,企业才选择履行责任。当监管部门的查处概率越低、对龙头企业不履行责任的处罚越轻、龙头企业不履行责任而未被查处的收益越大以及龙头企业履行责任的收益越低时,龙头企业往往不履行带动农民增收的责任。第八,现实中,龙头企业可能通过寻租的方式影响政府的监管行为,以获取不正当的收益,共同侵蚀财政资金。寻租行为的存在打破了原有政府与龙头企业的监管博弈均衡。博弈分析结果显示,降低寻租成功所获的租金、提高寻租失败承担的损失、提高寻租的成本、提高企业不寻租时的收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遏制龙头企业寻租行为,从而监管部门以较小的查处概率就可以防止企业的寻租行为;降低监管部门的查处成本、加大对企业寻租行为的处罚、提高对监管部门发现并拒绝寻租行为的奖励这几种方式可以提高监管部门的查处概率,从而遏制龙头企业不履行带动农民增收责任的行为倾向。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的制度创新建议:即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健全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的制度,加强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管理,充分发挥政府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