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则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在传播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被忽视的重要人物:杜威和李普曼。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学术史叙述的有意为之,事实上,传播史的叙述中还有着诸多此类情形,这就使得传播学史中存在着许多被主流传播史线性叙述所忽视的断裂地带。本研究正是以这些断裂地带为研究起点,试图通过传播思想史研究重新将李普曼与杜威对传播学的重要意义挖掘出来。为了便于研究的展开本文选取在传播史中被多次提及的李普曼与杜威关于公众的争论作为切入点,通过重读"李杜之争"来对杜威与李普曼的传播思想进行重新梳理,进而重新发现他们对传播学的重要贡献和意义。在对二人传播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李杜之争"事实上是被美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所构建,文章进而对凯瑞建构这一争论的原因做了思想史分析。通过对李普曼与杜威新闻与民主思想的对比研究梳理出了两位传播大师对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而得出他们不仅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理论资源,同时共同开启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大门,使美国传播研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学术研究路径。在文章的最后讨论了以传播学术史的视角对"李杜之争"进行研究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希望中国传播研究在对传播思想的重新回溯中能够对传播学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从而促进传播学在当今社交化媒体时代实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