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语境这一语用学常用的概念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研究中，并在两个方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在广义上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历程中内外环境的总和，在狭义指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语境(或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并非主要是语用学意义上的，也代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末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的政治经济环境、思想文化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国际环境、时代背景等诸因素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是内外语境的统一。相对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是要进入中国社会的外在语境，其一系列的基本原理因其学科属性、内在要求、理论品质以及功能要求等需要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国社会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语境，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革命环境、思想文化、民族心理、时代主题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语境，确保了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早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日本、欧洲(法国)、苏俄以及美国四条路径。每条路径的社会主义者部依据其特定的语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解读，形成了日本语境“学理的”马克思主义、欧洲语境“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国语境“空想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这些存在着语境差异并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对其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选择性传播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普遍性。通过清政府派赴国外一些外交人员的日记以及当时的报刊等渠道，中国人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初识了社会主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的语境下，对社会主义建立的依据、理想社会的设计以及建立的具体路径等进行了解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语境下，选择性地传播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内容。无政府主义者在所胃“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的认知基础上，以无政府主义解读了社会主义。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无产阶级革命语境下，选择性地传播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阶级和国家理论等。这种选择性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理论被优先传播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步，传播者选择的主观性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具体实践上的偏差，对马克思主义的“梯次灌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间上交错，马克思主义文本来源的多样化使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中国传统式解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烙上中国传统色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交锋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三次对话：笫一次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其路向沿着对“西器”、“西制”、“西学”、“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思潮的对话。通过与工读互助主义、新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当时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对话，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许多启示。通过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视界与马克思主义理解者视界之间的“视界融合”，这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阶级斗争、国家、革命、人民群众、理论、意识形态等与中国语词实现了对接或语义的转换，进而提出了诸如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道路、革命的同盟军以及革命的军事路线等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域。1938年前后，在中国的革命环境、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环境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新语境，在这种新语境的氛围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对该命题的内涵与旨趣、必要与可能以及方法与理路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不等式，即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决这两个不等式，从不等式变成等式，语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