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美伊态势升级等突发事件无一不导致全球风险剧升,引发市场动荡。2020年初,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全球范围公共卫生事件,使人们对经济影响的担忧也愈发强烈。这一系列事件无不提醒人们所处的是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环境。本文注意到,在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避险货币总会受到投资者追捧和关注。除了普遍被认为是避险货币的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人民币也越来越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对象。基于近期人民币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表现强劲的事实,目前不乏较多分析人民币作为避险货币的新闻和文章。那么,人民币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新的避险货币呢?尤其是和不同的币种比较,人民币是否具备更强的保值能力呢?在此研究动机下,本文力求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人民币相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货币的避险能力。相比于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汇率变化受国际因素影响较多,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更适合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在本文包含美元在内的18个模型中,以美元为例,在高风险时期,假设被解释变量（若干USD兑1单位CNH的回报率）与全球股市回报率负相关,即股市下跌时若干USD兑1单位CNH的数值增加,意味着离岸人民币价值上升。那么,相对于美元,离岸人民币更能规避全球股市的风险,可以称离岸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是全球股市的避险货币。又假如在高风险时期,被解释变量与中国股市回报率负相关,即股市下跌时若干USD兑1单位CNH的数值增加,意味着离岸人民币价值上升。那么,相对于美元,离岸人民币更能规避中国股市的风险,可以称离岸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是中国股市的避险货币。本文的概念定义和模型搭建均依据先前文献。Hossfeld and Macdonald（2015）定义“避险货币”为:在高金融市场风险下,控制套利交易的影响和其他潜在的基本汇率决定因素之后,其有效回报与全球股市回报负相关的货币。Baur and Lucey（2010）定义“避险资产”为:某一项资产作为另一项资产或资产组合的避险资产,是指在风险下不会与另一项资产或资产组合共同变动的资产。换句话说,如果另一项资产或资产组合出现严重亏损,避险资产与其不相关或负相关。故本文定义“避险”的概念为:如果在风险较大时,全球/各国股票市场回报率下降,而人民币汇率回报率上升,则可认为人民币相对该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避险能力。与之有共同范围但是更为广泛的“对冲”是指:不论风险大小,人民币的汇率的有效回报与全球/各国股票市场回报负相关,则可认为人民币相对该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对冲能力。基于这两个核心定义,本文采用单阈值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来考察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和对冲风险的能力。本文的计量模型参考Hossfeld and Macdonald（2015）的研究,该文献采用相同方法研究了十国集团的货币避险属性,本文受其启发,将其应用于离岸人民币的研究。风险的大小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价格波动性指数（VIX）作为代理变量,同时也是模型的门限变量。本文使用了离岸人民币市场从2011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31日的日度数据,分别研究了离岸人民币相对于18种外币随全球股票市场回报、中国股票市场回报和对应外国股票市场回报的变化情况。双边汇率的数据均为若干外币兑一元离岸人民币,以便模型间的比较和结果的解读。这18种外币包括了:美元、欧元、日元、港币、台币、澳币、马来西亚林吉特、泰铢、印度卢比、新加坡元、英镑、印度尼西亚卢比、加元、挪威克朗、瑞典克朗、丹麦克朗、瑞士法郎和新西兰元。在控制了利率差、通货膨胀率差等一般性汇率决定因素后,通过观察和分析离岸人民币的双边汇率回报率与股票市场回报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第一,就全球股票市场而言,离岸人民币相对于不同外币具有避险和对冲的属性。具体而言,离岸人民币相对于台币、澳元、新加坡元和加元可以规避全球股票市场回报的风险,相对于欧元、台币、澳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卢比、新加坡元、英镑、印度尼西亚卢比、加元、挪威克朗、新西兰元和丹麦克朗具有对冲全球股票市场回报风险的功能。第二,就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而言,离岸人民币也具备避险的属性。离岸人民币相对于加元可以规避加拿大股票市场回报的风险。第三,就特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而言,离岸人民币也表现出了对冲风险的能力。离岸人民币相对于台币、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卢比、泰铢、印度尼西亚卢比和加元具有对冲对应外国股票市场回报的风险的功能。本文的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从货币属性的理论角度,再次梳理和明晰了避险货币和对冲货币的定义,具体探讨了离岸人民币的避险属性和对冲属性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根据离岸人民币与不同外币的关系,可以帮助相关投资者或机构借助汇率市场合理地应对全球股票市场风险和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股市风险,实现投资或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