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作为一种古老的创作手法,自古典主义时期便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戏仿”的内涵以及人们对于这种创作的态度从古至今却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苏联解体至今这二十余年间里,俄罗斯当代戏剧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以戏仿契诃夫《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姊妹》及《樱桃园》等戏剧经典为手段来进行创作的剧作,此类作品反映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思想和审美意识,同时也采用了一些独特的写作技巧。对契诃夫戏剧进行戏仿已然成为了俄罗斯当代戏剧领域里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俄罗斯当代的戏仿创作较之欧美其他国家又有所差异,其在生发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政治的指向性更加明显,且具有民族特性,这些都影响到了对契诃夫戏剧的戏仿性书写。同时,由于契诃夫对20世纪的俄罗斯戏剧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影响的焦虑”也促使一些后辈作者试图凭借“戏仿”来超越这位前辈作家。不仅如此,“契诃夫”的名字对俄罗斯当代剧院来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这又让不少剧作家看到了成功的捷径。在写作对象的选择上,戏仿剧多采用过去文本、现实生活以及作者荒诞幻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改写、续写、镶嵌、重新编码、时空易置解读等书写手段,作者们表达了新时代背景下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揭示了之前未曾发现的问题,重新探寻了生存目标。“戏仿契诃夫”戏剧在母题、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和语言等几个戏剧构成要素方面有着自己的美学特色。首先是在戏剧母题上,新的戏仿文本使契诃夫原剧中经常出现的“住房-花园”、“外省-首都”、“真理-谬误”以及“五普特爱情”等母题发生了意义改变,用以展现当代俄罗斯人在生存境遇出现变化后的精神困惑,以及与时代观念发生冲突后的道德退化。和契诃夫戏剧相比,新的戏仿剧中的这些母题被附加上了作者们对当下现实和人性的思考,其内涵也随之有所扩展。其次,不同风格的戏剧类型对契诃夫戏剧情节分别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利用方法。后现代主义戏剧更加喜欢采用作者的离奇幻想,描写一些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非理性、无逻辑事件;新现实主义戏剧较为常用的方法是打破读者的普遍认知,将契诃夫原剧中的情节朝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以“侦探戏剧”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则利用契诃夫剧作中的情节自由发挥,以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而“重写剧”中更多的是作者在对契诃夫原有情节进行有意识的增删篡改。戏剧情节的发展会影响到戏剧时空的变化以及戏剧结构的安排,新的戏仿剧本在内在时空上表现得更加宽广,而在戏剧结构上也出现了多线式的复合结构。另外,戏仿剧作在人物形象的类型划分及设计理念上也都表现出了与之前契诃夫戏剧有所不同的新特征。其中,“小人物”、“没落贵族”及“新俄罗斯人”等与契诃夫笔下的同类型相比,出现了描写侧重点上的变化,更多地折射着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在人物的设计上,有的作者直接将“契诃夫”作为剧中人物或将其肖像设计成了重要道具;有的为契诃夫剧中人物塑造出了直系后代,并表现他们在当代的生活状态;有的使用了和契诃夫笔下人物同名的角色,但却赋予其不一样的命运;而有的则恰好相反,笔下人物看似和契诃夫戏剧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彼此之间却命运相连。新剧中出现的人物在作者不经意间与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的神话原型产生了联系,带上了一种“赋魅”色彩。不仅如此,戏仿剧作在语言层面也有着一定的修辞特征。其中,对骂詈语和术语的使用、对契诃夫经典台词的翻造以及对各式语体的嫁接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创新,是一种静态性的表现;而文本动态性的修辞特色则主要体现在语用方面,分别表现为对内心意识流动、交际不畅以及外语台词等的特殊利用。“戏仿契诃夫”戏剧有着独有的特征和意义,因此不能否定它们的美学价值,但当下包括这些戏剧在内的一系列俄罗斯当代“戏仿”文化产品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创作困境。出现于苏联解体之后的“戏仿”反映了人们审美观念变革之后的浮躁态度,暴露了统一意识形态遭到瓦解后的思想混乱,同时也折射出不少当代人在民族自信受到创伤后的迷茫,以及寻求慰藉的心理。但以戏剧为代表的俄罗斯当代“戏仿”作品由于过度追求文字上的表达自由,所以面临着文字符号和演出符号间的矛盾,同时又无法摆脱其所戏仿的先例现象而单独生成价值,并且“戏仿”由于民族语言文化个性的原因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接受障碍,此外,原创精神的缺失与道德标准的混乱也是“戏仿”创作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