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学者普遍探讨的问题。尽管多年来中国一直遵循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却对此提出了质疑。FDI技术溢出途径有哪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什么因素的制约?国内现状如何?东道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评估FDI对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制定正确的引资政策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这一崭新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技术外溢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内在机理，在认清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层层推进，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具体办法，为解释和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先从FDI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一般理论入手，回顾了国内外的理论、经验、实证研究成果，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分析了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机制。外商企业技术外溢有四类渠道：示范和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示范和模仿效应指由于外资企业有比当地企业更为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竞争效应指外资企业打破了市场原有的均衡，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提高技术水平，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壮大，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联系效应指的是纯粹的市场交易以外的企业间相互影响的直接关系，它包括向前联系和向后联系；人员的流动效应指的是外资企业培训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进入东道国国内；或东道国内的外资企业工作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后经过“跳槽”后为国内企业服务。 外资的地区分布、行业状态、总量特点、投资方式、投资来源等因素为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限制了屏障。我国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投资行业以外溢效应小的第二产业为主；投资来源以技术含量较低的港澳台为主；投资方式以技术封锁严密的外商独资企业为主，这些方面无不限制了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能力，笔者引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外溢效应模型，以Borensztein et al(1998)的模型为基础，来探讨这个问题。论文重点研究了中国外资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内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在此模型基础上，逐渐引入影响技术外溢效果的经济变量：国内研发、对外开放政策为分组变量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细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起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人力资本存量度量的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并不显著。这证明我国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但是在人力资源流动方面还没有形成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