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基层负担过重一直制约着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将2019年定位为“基层减负年”,并下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对减负工作作出了明确要求,在之后连续四年内对基层减负工作作出了部署安排。基层减负是基层治理改革的系统性命题,为基层干部群众“松绑减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淄博市Z区在“基层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逐渐出现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即政策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行政主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出现选择性执行或走样执行等偏差,使得政策目标与执行效果之间产生了偏离,不仅降低了减负政策本身的公共性与普惠性,也阻碍了“基层减负”政策的有效落实。为了将研究问题进一步具体化、实际化,本文以山东省典型区县Z区为主要调研场域,结合基层减负的现实背景,运用执行偏差理论、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公共服务动机理论,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对Z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发现,Z区在“基层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行偏差问题,对减负政策存在机械式执行、加码式执行、象征式执行和选择式执行,造成对减负政策落实“断章取义”。基于理论基础,结合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通过构建“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剖析“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其中,在政策自身方面,减负政策本身存在思维定势、政策理念存在意涵模糊;在执行机构方面,政策执行中存在多主体利益博弈、执行部门的指标考核机制不完善;在目标群体方面,乡镇干部角色认知存在定位模糊、基层干群存在避责逻辑与功利主义;在政策环境方面,区县政府唯上氛围造成工作重心偏衡、科层制度刚性使得任务要求层层加码等,对“基层减负”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找准Z区“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偏差的症结,对应研究框架从四个方面给予优化路径,以防治“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偏差问题。首先,剔除减负政策本身的固化思维、重构减负政策理念的价值意涵;其次,增强政策执行多方主体的减负共识、完善执行部门的指标考核机制;再次,强化乡镇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建立基层干群的容错纠错机制;最后,纠正区县政府唯上氛围与重心偏衡、实现科层制约束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从而矫正“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加强基层减负工作的系统性和长效性,优化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与治理方式,切实为基层真减负、减真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