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社会理论呈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从“社会主义”到“现代性”,从“后现代性”到“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社会特征与属性的表述,它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个体的理论层面上的发展与凝练。“流动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反思的结果。“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为“流动的现代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全球化为“流动的现代性”提供了社会现实条件。“流动的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资本的逃逸性、政治的衰退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在社会个体方面表现为个体存在方式的流动性、个体思维方式的碎片化和个体行为方式的失范性。“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特色在于,以矛盾性为核心、个体性为基点、批判性与反思性为动力机制,此三者构成“现代性的辩证法”。对比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与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可见二人均宣告一个新社会形态的诞生,而二人在对风险社会的认知与应对风险的策略方面存在着差异;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与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两者在对“现代性”的认知、学术态度及现实关怀方面有所不同。“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营造和平安全的国内环境;降低经济社会中潜在的社会风险;完善与保护社会自治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个体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