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城市蔓延的概念引入国内并逐渐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有别于西方国家城市蔓延发生在城市化后期,并伴随中央城区衰落和郊区蔓延扩张,我国城市蔓延的发生却处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并体现出中心集聚与郊区蔓延同步进行的状况。相比大多数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城市化和空间扩张还在持续进行,城市蔓延作为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国内发生有其特殊的制度缘由,其中以“土地财政”推动经济增长为主线,因此其经济效应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另外,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不得不提及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结构红利”,可以理解为不同时期主导产业的更替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在当前“调结构,促增长”的大环境下,如何利用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合理布局城市空间进而平稳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面对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的蔓延式发展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本文以产业结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研究主题,探析了我国城市蔓延发生的机理、演进与现状,对其经济效应进行了传导机制分析,并使用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来讲:（1）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城市蔓延、产业结构、城市生产率的研究文献,界定了相关概念,利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了城市蔓延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同时推导了在产业结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2）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探析了经济制度因素对我国城市蔓延发生的推动路径。并通过现实数据图表对中国近20年来全国（省市）范围内土地供应情况、建成区面积、人口、蔓延指数等进行直观表述和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城市蔓延式扩张的演变和现状认识;（3）在对本研究主题的理论逻辑推导基础上,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在产业结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通过对区域、产业的划分,检验了城市蔓延对东西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差异性影响;（4）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蔓延治理和产业发展三个维度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含义,以期在当前背景条件下为政府在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上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层面来看,近20年来,全国土地供应主要方式由划拨转为了出让,土地出让价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同时,我们观察到自2014年起至2016年,划拨重新成为全国土地供应的主要方式。另外,中国城市空间扩张迅捷,但超出了人口规模扩张实际所需,东中西部地区近16年来建成区面积增速也有较大差异。其中,西部地区增速最快,东部地区增速其次,中部地区增速位居榜尾;但就建成区面积增长绝对值来看东部地区要远多于中西部地区,也一定程度说明了东部地区蔓延现象更加严重的现状。而从全国主要大型城市蔓延测度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大型城市都存在较严重的城市蔓延问题;（2）城市蔓延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受制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从全国层面来看,在产业结构偏制造型时（制造业就业占比较高）,城市蔓延将有利于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当产业结构突破临界值（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就业占比?₁（28）0.916）后,城市蔓延将会对城市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一负面影响将会在更高临界值（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就业占比?₂（28）4.707）后进一步恶化。这一结论适用于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与前两者的差异,将不适用于该结论,城市蔓延在东部地区只会带来负面效应;（3）城市蔓延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影响作用同样受制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影响并表现出不同结果。对制造业而言,开拓更多土地,修建更多更大厂房形成规模效应使得传统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对土地的依赖性,尽管蔓延式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但在前期阶段仍旧能够通过偏远地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优势获得正向经济效应,因此,在这个阶段城市蔓延有利于制造业发展。但伴随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现代制造业升级转型,新型制造业将逐渐降低对土地的依赖,因而城市蔓延对制造业的红利也逐渐降低,并逐渐转为负面效应。相比而言,由于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优势,且中央商务办公等形式让服务业对土地并没有那么强的依赖,过分的蔓延反而会削弱集聚效应,因而表现出城市蔓延对服务业发展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