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观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中国哲学所特有。其思想和学说由两个部分共同组成,即知论和方法论,又称知识论和实践论,两者联系紧密并相辅相成。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不仅讨论知和行各自的内涵,还注重辨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儒家论知行,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如何成贤成圣的问题,因此这其中的知即道德良知,涉及的天理、天道也就是道德天理。“知论”所关注的就是道德、天理、良心如何萌发和习得以及提醒的问题。而所谓的行也就是方法论或称实践论,其实就是践屡、修养、证成的问题,也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方法论就是关于知论的方法论。先秦时期,虽然诸子各家关于知和行的表述有异,但是在务实的层面上都是重行的,孔孟荀更是对言行不一进行了批判;汉代初期重行的知行观思想受到冷落后复又得以延续,并形成了中国哲学知行观中重行的传统;到了宋代,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成为了理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论题,主要涉及知与行两者之间谁轻谁重、谁先谁后的问题,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此都加以了讨论辨析,但都存有一定的弊病。此外,佛教和道家在修养证成方面虽有优点亦有所局限。王夫之的知行观可以说全面清算他之前的知行观中的错误部分,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船山不仅批判了程朱等理学家“知先行后”的观点,也批判了阳明心学中认为知行不分即“知行合一”的观点,更对佛老在此问题上的不足进行了批判。在王夫之看来,就知、行二者先后顺序的问题上是“行先知后”的,而且知和行有着明确的区分,不可模糊概念。他还强调对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都要重视,批判道家对见闻之知的不重视;更要重行,批判了禅宗一味强调顿悟的行为。王夫之的知行观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开创性地提出了“知行有别,行重知轻”、“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以及“知行相须,并进而有功”的进步观点,是时代的进步者。作为船山哲学的重要内容,王夫之的知行观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问题的集大成者,更对近现代以来的知行观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推动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将从王夫之的知论、关于知论的方法论、知行关系论三个方面展开探讨船山的知行观学说和思想,并发掘其中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学理依据,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