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58年是内蒙古畜牧业生产的大变革时期,从传统游牧生产体制的瓦解到社会主义畜牧生产模式的初步建立,在短短百余年时间里,畜牧业同农业、工商业等一样,也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起步与探索过程,其不仅是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无论是游牧生产还是现代化畜牧业都需要与自然环境密切接触,其生产周期与牲畜及牧草的生命周期往往共振,通过牲畜,内蒙古地区多元畜牧生产环境下的人类更与自然界其他植物、动物形成密切而多样的互动。因而上述畜牧现代化起步与探索过程中的诸多变化,往往体现在农牧民在畜牧生产中与家畜环境各自然地理要素（水、气候、植物、动物等）的多元互动内,其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内蒙古畜牧现代化起步与探索阶段的发展特点、驱动力变迁、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等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今天畜牧现代化建设中诸多环境及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可为应对和解决今后内蒙古畜牧业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本文共分为六章,对1840-1958年内蒙古农牧民在畜牧生产中与水、草、气候（通过棚圈展现）、牲畜、非畜动物等家畜环境各地理要素的互动变化进行细致研究,分析内蒙古畜牧现代化起步与探索阶段的发展特点、驱动力变迁、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等问题,并总结相关历史经验教训。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首先,1840-1958年内蒙古畜牧生产大变革下,广大农牧民在畜牧生产中对家畜环境各地理要素的应对与利用,总体呈现出从“放任”到管理,从多元化到单一化,从动态性到固定性,从东西向（草原）差异到南北向（农牧）差异,从外力推动到内外力结合等特点。在这其中也可看出自然资源的商品化、国家力量深入牧业生产、市场驱动下牲畜及畜产评价体系的变化（由多元需求到经济效益;由乳肉为主到皮毛为主）、牲畜管理加强与人畜关系变化、人类对于畜牧生产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管理的加强、外来畜牧生产技术与理念的传入等方面的变迁。这些变化与近代内蒙古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变迁相互交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畜牧生产的发展转型,也对内蒙古牧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牧业生产生活的定居化与半定居化,以及传统草原思想文化的变迁等产生重要影响。第二,1840-1958年内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时期,其更是内蒙古多元畜牧生产环境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大转变时期。随着传统游牧生产模式的瓦解,以及对畜牧现代化的探索,这一时期畜牧生产中人类对于各自然要素的利用、管理能力显著提升,部分在传统游牧时期无法顾及、利用、抵御的诸环境要素多逐渐被纳入关注与调控中。人与自然互动之中有了更多人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此同时,在畜牧生产中的水、草、牲畜、野生动物等的商品化程度也逐渐提升,经济价值成为畜牧生产者认识、评价、利用上述资源或生物的主要关注点。在此之下,传统游牧生产中人与牲畜、水草等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因素的复杂关系（诸如伙伴、神俗等）,也逐渐被基于经济效益的生产者与商品关系或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关系所替代。此外,近代多数时期对西方畜牧生产模式的推崇,也使得内蒙古多元草原环境中畜牧生产者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多元畜牧生产,逐渐被套用或导向单一均质的西式畜牧生产模式中。上述这些畜牧生产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内蒙古社会的变革,但也引发了一些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等问题。第三,不同于内地纯农区畜牧业依附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内蒙古等地为代表的边疆地区的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首先,1840-1958年内蒙古畜牧现代化探索道路具有多元性,先后经历了农业化畜牧生产、西方现代畜牧生产、社会主义畜牧生产多种模式的尝试,最终在民众的选择和历史的检验下,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畜牧生产模式。第二,内蒙古畜牧现代化建设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更牵扯着广大牧区的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生态等多元方面,这使得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非简单的技术引进。第三,经典理论中可以使部分地区小农经济实现质变的商品化,在内蒙古畜牧经济生产中却出现失灵,蒙地旧社会、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没有彻底变革的基础上,在战乱频繁与外国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商品化程度增强的蒙地畜产看似已经流通世界,但基层畜牧生产者从中获得的实际利润相当有限,不足以促使其彻底放弃旧的生产模式,实现畜牧业发展的质变。与此同时,内蒙古畜牧业现代化起步与探索的驱动力也极为多元,晚清民国时期多以牧区外部的政府、学界、国外（包括英、美、俄、日多种模式）力量推动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力量的强力领导与广泛发动群众的情况下,实现了牧区内外驱动力的结合,实现了由牧区外力为主到内外力联合驱动的转变,促进了社会主义畜牧生产模式的初步建立。第四,1840-1958年内蒙古农牧区的畜牧生产实现巨大变革,期间更经历了复杂曲折的畜牧现代化起步与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如晚清民国时期仁人志士对于内蒙古畜牧生产的反思、对于部分西方畜牧生产理念与技术的引进、对于国内国际畜产市场的关注与参与、对于畜种及其管理改革的探索等等。1949-1958年内蒙古的新民主主与社会主义畜牧生产建设更使内蒙古的畜牧生产实现质的飞跃。其中诸如政府力量深入牧区规划领导;着眼于人,发动广大农牧民深入参与建设;人、畜、水、草多元领域建设的统筹兼顾等均是促成内蒙古畜牧生产巨变的宝贵经验,对当今畜牧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值得继承发扬。1840-1958年内蒙古地区畜牧现代化探索过程中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也由于其所处历史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影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部分问题甚至至今仍有一定影响,成为当前畜牧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问题与挑战的历史根源。如单纯基于经济价值之上的“国际化”的牲畜和畜产评价体系,虽然有助于增加经济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畜牧生产在内蒙古地区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而在畜牧生产中出现部分盲目引进外来畜种与技术、忽略本地优势畜种与地方知识、过度放牧、文化矛盾等等现象。又如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畜牧现代化探索中有片面照搬西方模式的现象,其不仅没有完全发挥预想的效果,反而因种种“排异反应”而引起诸多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再如在人类对于畜牧生产自然环境（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管理范围和能力逐渐加强的过程中,部分畜牧生产者和管理者忽视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多元性、整体性、复杂性,往往针对畜牧生产自然环境中的某一要素进行治理,进而使得部分取水、打草、围打野兽等活动出现了草场退化、生态失衡等问题,这些均值的我们反思并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当前,我国正处于畜牧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内蒙古地区作为传统的牧业发达区,在这一过程中更发挥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在畜牧现代化建设中也遇到诸多环境、社会问题的挑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些问题并非完全是新出现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根源,通过分析1840-1958年内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家畜环境中人与各地理要素互动关系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些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应对和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应该在立足内蒙古实际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在重视经济效益,“坚持市场主导”原则的同时,更多的要加强“坚持政策引导”原则的作用,其一方面要在畜牧生产和畜产评价中综合考虑牲畜及其产品在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考虑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形成“组合拳”式的规划,既要发展先进技术,有选择的借鉴外来经验,更要充分挖掘传统游牧文化以及农牧民实际生产中的生态智慧,在畜牧生产中构造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畜牧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