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发展史上,诞生于远古时代的“变形”,日渐显露出其在艺术中的独特地位,其蕴含的魅力及趣味性,受到学界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目前,哲学家、文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人类学家分别从相关领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但对于“何为变形”这样的问题,学界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反而在众说纷纭的阐释下,使“变形”这一命题呈现出模糊性。“变形”的界定无疑是研究和理解文学变形的一大障碍,面临这种困惑,应当首先从本体论角度解决“变形本体”的意义内涵问题。按照上述理路,本文在对“变形”这一概念的开掘上,将引入儒家经典文本中相关“变”与“化”的理论,试图还原“变形”的原始意义,并着重于“变形”规律及方法的精要提炼,同时从形而上层面上就“变形”理念在哲学范畴内做出多层次的讨论,以便将其置入具体文本。本文选择《匹格梅梁》为实例,运用文学中的“变形规律”分别在其三个不同版本的文本中做实证分析,从而揭示出文学变形在不同层面上的潜在内涵。引言部分阐述选择“文学变形”这一主题的动机,对研究目标做简单的提要解析,同时回顾目前学界对“变形”命题的研究概况,据此构建出本文大致结构框架。最后突出本文创新点:尝试由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全新视角来诠释文学中的变形内涵。具体分章结构如下:第一章“变形是什么”通过对变形的本体论及其词源学层面上的分析,探讨这一术语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本质意义。儒家思想中的变形即“化”在本体意义上是“易”,做为“生生不息”的精神的体现,具有跨越性和不稳定性,代表了生命的流动,而被儒家视为掌控万物变化规律的“道”则可具体化为“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一分为三”强调对立后的统一,变与不变的融合,异中求同,因此,从这个层面讲,变形可称为一个由“一”至“三”的变化过程。具体来讲,也就是说,以三分法作为规律的变形就是通过融合对立的双方取得统一的变化过程。以下各章将以“一分为三”为方法,通过考察文学变形中“三”的变化,来挖掘“文学变形”在遮蔽状态下的真实内涵。第二章“古代变形”通过对奥维德的小说《匹格梅梁》进行“一分为三”式的分析,来说明在古代的变形文学中,变形的突出意义在于“沟通”,尤其是人和自然的交流,作为变形文学的主题的“沟通”成为古人们赖以克服死亡恐惧的救赎方式,与此同时,它也使“生命循环”的信念坚定于克服恐惧的信仰者心理意识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变形在古代给予人们的是某种“生命融合”的观念,这种观念潜藏在他们集体无意识的思想深处,并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认识世界,积累经验和产生知识提供驱动力。第三章“现代变形”围绕着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戏剧《匹格梅梁》展开讨论。从“三分法”的角度来看,剧中的变形可以看做是“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由对立到统一的过程。这一变形过程体现在作为变形终点的“第三者”伊莉莎的身上。而她“变形”的失败宣告她理想破灭的同时,更揭示出变形的不可沟通性、人的异化、冷漠和隔阂等等现代人时刻面临的生存困境。究其原因,无怪乎人性的失衡。而人要回归自身,重新激活交流与沟通的契合点,必将触及既定价值、文化观念,这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质疑,从而提出精当的文化批判。第四章“浪漫主义的变形”主要探讨卢梭的《匹格梅梁》。他的这部剧作展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卢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拉泰亚的形象,复活后的拉泰亚通过对其创造者的反抗和对作为石头的“自我”的抛弃而重获“自我”,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卢梭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新的变形模式——心灵的变形。这种变形揭示了为恢复人与万物沟通,获取真正自由的方式,其具有引导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的巨大可能性。在本章最后,通过对三个版本《匹格梅梁》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三个文本所揭示的三种生命状态和德国哲学家尼采对人的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论述是契合的。由此,中外哲学对变形的认识达成了共识。结论部分对本文论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在儒家思想观照下的三个版本《匹格梅梁》的解读揭示了在文学变形发展三个阶段中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及对变形的认识,“一分为三”的方法可以成为人们研究文学变形的一个新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