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负债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也让金融机构面临着债务违约、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在国家大力推进企业部门“去杠杆”的行动中，理清哪些因素与企业的过度负债相关是十分必要的，也为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创造了条件。本文选取2008-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与企业长、短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关联，并联系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所在地当年的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指标，在宏观背景下探讨企业的负债问题。已有文献指出，国有企业、拥有政治或者金融关联的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小，并且这一效应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与融资不足相反的另一种极端情形是融资过度，融资不足与融资过度的现象同时存在是该地区金融市场资金配置失效的重要体现之一。虽然企业没有融资约束的困扰，但如果负债数量失控，就有过度负债的可能。对于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地区，资金向部分企业集中，这部分企业过度负债的倾向就会很明显。因此基于以上理论，本文想要研究那些能让企业获得债务融资优势的特质，例如国有产权性质、政治关联、金融关联等是否与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有相关性，并且在金融市场化演进的过程中这种相关性又是如何变化的。同时金融关联对企业的债务水平还有治理效应，这一效应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过度负债的情况。　　本文一共建立了十个模型来研究以上这些问题。第一个模型采用 Tobit回归的方法估计企业当年的目标负债率；第二、三、四、五、六个模型研究产权性质、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与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关系，并采用不同的指标量化企业的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以及过度负债情况；第七和第八个模型结合企业短期视角下的过度负债情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企业长、短期过度负债是否具有一致性；第九和第十个模型细化了企业金融关联的分类，重点研究商业银行关联、证券公司关联对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水平的影响。为了结合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还在进行研究时根据需要将全部企业样本按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非国有分成了两组，并分别进行估计，观察主要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是否有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企业是否在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而不是实际账面负债率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实际负债率只反映了企业账面上的负债情况，而没有结合企业的自身因素进行评价。本文选取了一些对企业负债率有稳定影响的变量构建模型，并对样本数据分年度进行Tobit回归预测企业的目标负债率。另一个需要明确的定义是，本文中采用的企业过度资产负债率是用实际负债率和目标负债率的差来表示，是从长期的视角来度量企业的过度负债程度，而利息覆盖率是从短期视角来衡量企业的负债水平。本文之所以从长期和短期视角共同来衡量企业的过度负债情况，是因为像国有、大型民营这样的企业，可以凭借其充足的固定资产数量、广泛的社会资源、深厚的股东背景等方便地取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所以从长期来看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低。因为即使这些企业从短期来看有债务违约的风险，也能较为容易地在未来填补上资金的缺口。也就是说，从短期来看，也许以这些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并不能负担现有数额的债务，因此在短期内这些企业有较大的违约风险。　　本文主要考察企业所拥有的产权性质、金融关联、政治关联以及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对企业长、短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影响。已有文献研究了产权性质与企业过度负债间的关系，但本文认为企业与外界建立的金融关联、政治关联也会影响企业的负债水平，而且两者的作用效果可能还会有差异，因此这也算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并且本文在研究政治、金融关联对企业负债的效用时还联系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了分析，在金融关联的类别上还进行了细化研究。除了上面列举的产权性质、金融关联、政治关联等企业自身的因素，外界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负债情况，例如企业所在地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所以本文的创新点之二就是结合了企业外部情况来考察导致企业过度负债的因素。第三点，整体来看，因为目前国内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的角度讨论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与企业负债相关性的问题，而鲜有学者以过度负债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然而过度负债确实是目前我国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本文也算是填补国内此类研究的空缺，并分析了长、短期视角下企业过度负债水平的关联。　　经过多个角度的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六点结论：第一，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与企业长期视角下的过度负债水平负相关，在作用机制上，政治关联是因为能带来债务融资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同时提升企业的“筹资能力”和“创现能力”，增加了企业的偿债预期，金融关联在这里主要体现出一种管理、监督企业负债情况的作用，能帮助企业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在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可能；第二，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与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水平的负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上，政治关联、金融关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如国有企业显著；第三，同时具有金融关联和政治关联以及只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只具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更不可能在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但是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上；第四，对于在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企业，其长、短期过度负债状况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并且政治关联会削弱这种一致性，这一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债务融资优势的观点，并且在长期削弱了企业过度负债的可能性；第五，具体到金融关联中的商业银行关联和证券公司关联，证券公司关联与长期视角下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且削弱企业长期过度负债可能性的效用比商业银行关联明显，但是这一现象也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上；第六，企业所在地当年的金融业市场化水平会影响到政治关联、金融关联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作用效果。具体地说，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国有产权性质与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负相关性较为显著，体现出国有产权性质和政治关联能让企业的偿债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随着企业所在地金融业市场化的推进，政治关联和国有产权性质对企业长期过度负债可能性的削弱作用变得不再明显，国有产权性质甚至表现出与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水平显著的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削弱了政治关联、产权性质等非市场化因素给企业带来的债务融资优势、政策优惠支持等，让企业更可能在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　　政治关联降低了企业长期视角下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为企业在未来偿付债务的行为提供了担保，但并不能保证企业一定能履约。若是政治关联能持续地为企业提供债务融资便利和政策上的支持，那么企业在未来违约的可能性较小；但随着企业所在地金融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政治关联以及国有产权性质对企业融资的促进作用逐渐消减，企业的债务风险就暴露了出来，此时不仅是企业自身面临着破产的风险，金融机构也会遭受坏账损失。企业不能过分利用政治关联、国有产权性质等优势过度负债，因为一旦危机发生将会覆水难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关联不仅掩盖了企业过度负债的事实，也让社会资金向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倾斜，这同样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关联因为能加强对企业负债情况的监督管理，所以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所以对于存在过度负债问题的企业，可以聘请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或者引入金融机构董事，在为企业的融资策略提供咨询的同时，帮助企业将负债水平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金融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只有把企业的债务问题暴露出来才能更好地用市场机制解决。用政治关联等非市场制度安排解决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只是饮鸩止渴。我们应该从根本原因入手，找到企业融资不足和过度融资的原因，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真正地让市场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