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现代化全球扩散、东方社会作为回应，形成民族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产生发展。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为内在精神冲动，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150余年间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盛行，以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为创作宗旨，以功利性、现实性和民族性为创作原则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东方古代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东方古代的原初性民族神话传说中已显示内外族群的“辨族意识”，次生性民族的颂诗和史传文学表现出对故土和王朝政权的认同，西亚地区特定的历史文化成为东方文学中最早产生民族主义文学的区域。这些都成为现代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艺术资源。 在150余年里，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纵向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东方各国普遍出现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但东方启蒙运动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相生相伴。在文学领域，东方的启蒙文学成为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这从启蒙文学创作主体的民族运动领袖身份，爱国主义的创作主题，富于民族特色的创作题材得到充分体现。从菲律宾的黎萨尔和日本的东海散士的个案研究中也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20世纪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是第二阶段。这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最为成熟和典型的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东方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东方各民族在完成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达到了自觉性、普遍性、实践性和统一性的程度，各国文学都产生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据显著地位的民族主义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活动，充分展现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共同原则和特征：(1)反对殖民统治，高扬民族意识，要求民族独立的主题思想；(2)功利性、现实性的审美追求；(3)民族传统的弘杨与民族灵魂的呼唤；(4)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组织作家联合体。这种典型形态的东方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次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达到高潮。印尼的慕依斯、黎巴嫩的纪伯伦、埃及的哈基姆、印度的安纳德、伊朗的赫达雅特的创作体现了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特点又各具独特的个性。 20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是第三阶段。这是东方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较之第二阶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变异形态是东方后殖民主义思潮，包括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文学创作。后殖民理论既指活跃在西方的几位东方学者的理论，还包括一大批原殖民地的本土理论家、思想家的学说。东方后殖民作家包括四种类型：东方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侨居西方的移民作家；留学西方或一度旅居西方，但长期生活于本土的东方作家；具有西方血统，但长期生活在东方的作家。这些理论家和作家的共同原则是：“对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体现出共同的特点：(1)对殖民主义文化后果的审察；(2)新的民族自我建构；(3)民族文化建设的关注与社会现实问题的揭露相结合；(4)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这种新的历史境遇中的后殖民文学，其创作宗旨与审美风格与第二阶段的民族主义文学一脉相承。印度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和南非库切的《耻》从不同侧面典型地体现了东方后殖民文学的特征。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拓的领域。它涉及的是现代东方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及其情感愿望的审美表达，是从文学层面对东方民族已经过去的150余年历史足迹的追踪，又对东方社会的未来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