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是一系列不完全的契约之间的有机组合。企业的参与者是经济人,天然地具有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相互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又要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因此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和行为。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分离的;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契约不完全等因素,会产生代理问题,并会导致道德风险。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激励问题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并往往通过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适当的配置来解决。由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产生的逻辑,所有权结构,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有异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为了适应计划体制,缓解与企业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防止经营者道德风险,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监管采取通过计划进行高度集中控制的方式。实践证明了这种方式除了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之外,所导致往往是国有企业经营中长期呈现的低效率。改革开放以后,决策层采取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多种措施,改革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和经营模式,希望借此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计划体制,这些改革措施使企业的内部人获取了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提高了对经营者和员工的激励强度,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政企不分、所有权多头行使、经营导向不明、缺乏长期激励,国有企业经营内部人控制现象明显,短期行为严重,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低效率局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组建专门的国有企业监管机构,将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进行分离,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据此,各级国资委得以组建,并实施对国有企业在人事、重大经营活动、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监管。这是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是党政决策层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并对相关其他的制度进行比较和借鉴后采取的重大决策。总体而言,在这种以各级国资委为主导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委托权由国资委相对集中行使,提高了所有权强度,建立了涉及国有企业监管的相对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和国企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得以相对明晰,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措施相对规范,国有资产公开和大面积流失现象得以相对遏制,国有资产的盈利能力得以体现,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得到加强,与以往的制度相比较,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利益集团以及知识经验方面的制约,这种体制还有较大的改进余地。从监管者方面来看,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全民所有性质,国有企业的监管者和经营者都是某一层次上的代理人,“效用不一致、激励不相容”的制约始终存在。特别是各级国资委由于自身政府机构性质特点的制约,无法对官员实行与业绩挂钩的奖惩制度,官员在体制下体现出激励相容,没有机制可以保证官员有足够和长久的动力来监督企业。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涉及到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在相关既得利益方的制约下,各级国资委还没有完全掌握一些主要的权利,出资者职责还不完整,这也影响了制度设计目标的实现。由于国资委管辖范围过宽,管辖的事务过多,官员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制约下,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难以完成经营者选择和重大事项监管等工作,监管工作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流于形式化和程序化。此外,从经济人的特点来看,官员一方面存在激励不足,另一方面又掌控了越来越集中的“管人、管事、管资产权力”,如果缺乏一定的外部制衡和监督机制,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官员有可能在监管工作中出现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在被监管者方面,这种体制还没有根本改变把企业经营者作为党政干部来进行管理的模式,还没有充分地承认经营者的价值并将其收益与掌控资源和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绩效考核总体上还流于形式,还缺乏产权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没有稳定的预期,经营者的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仍然较大。经营者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在与官员的博弈中也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的方式。特别是在监管权力进一步集中,外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监管中的一些设租和寻租行为还会被视为正常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两个层面的机会主义行为行为还有可能相互促进,使监管工作的效率有可能进一步偏离制度安排的初衷。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应该充分认识搞好国有经济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尊重监管博弈参与各方作为经济人的正当利益诉求,按照效率优先原则,建立能实现监督和管理适当分离,能够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参与约束、激励相容并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最终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文章共分导论部分以及其它5个章节。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需要事先说明的几个方面,包括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对象监管制度、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界定,主要研究的时间界限,参与约束、激励相容和帕累托效率等的主要评判标准,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对比等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文章可能的创新以及不足之处等。第1章主要阐述了的理论基础,包括研究得以成立的经济人假设、对信息不对称假设、有限理性假设和机会主义假设;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和主要模型以及其它的一些企业理念和制度变迁理论,并对目前国内对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第2章借助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企业的性质特点,国有企业制度的必然性,监管体制的变迁历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对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所有制和委托人的特点,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利益和行为倾向进行了分析判断。第3章主要对当前以国资委为主导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建立和的运作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包括国资委的机构的性质、组织构架、法规体系等基本和全局性的情况,国资委在人事、重大事项、业绩考核等主要的监管行为以及实际的效果,并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判断。第4章主要通过委托代理博弈分析模型和框架,对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下监管者和经营者的激励效应进行判断,对监管体制运作过程中可能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监管者和经营者实现激励相容的可能的优化途径。第5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积极意义,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总体思路和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进行阐述。文章认为,对于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研究,应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立足于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参与方的利益角度,按照制度设计需要实现参与方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评价监管体制的得失和国有企业的经营实绩,并在此基础归纳出总体结论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文章有几方面的特色:1、分析框架方面。文章立足于微观主体利益分析,按照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将文章结构、分析思路和研究重点高度统一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模型;以严格经济人行为特征的设定为分析起点,重点关注于制度环境约束下行为主体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强调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条件下行为主体机会主义倾向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均衡和制约,研究的微观基础较为扎实,分析思路和结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2、研究视角方面。对国有企业监管研究更大多侧重于对经营者的激励效应分析相比,本文提出要更为重视对监管者,包括作为整体的各级国资委及其官员在监管体制下的行为模式和利益得失进行对比分析,并指出传统监管体制和新型监管体制都忽略和回避了对监管者的激励优化,认为这是监管体制未能完全达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本文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只有官员实现了激励相容才有可能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故应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在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官员的利益,重视对官员的合理激励,将官员的合法利益与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关联。3、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由于笔者属于现有监管体制的参与者,具有履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职责的经验,对现有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制度安排比较熟悉,对体制下利益方的微观行为有着直接、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借助这些优势,文章一方面借鉴和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等比较成熟理论和分析工具,力求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文非常注重对监管工作实务的内在逻辑进行合符实际的研究分析,论证过程比较实事求是,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效果比较明显。4、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及最大化国民财富的原则,更多地考虑制度安排的次优选择和现实可行性,提出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应相应重新界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属性,将国有企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和出资者职能进行分离,缩减监管机构的监管半径,优化其运作模式,改变官员的来源渠道,强化对官员的激励机制,加强对腐败和懈怠的惩罚;同时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深入推行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完善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由于作者学力的限制,对基础理论的掌握还不够扎实,部分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资料的收集还不够全面,对动态性的把握还不足,分析模型也还不够完整,推导过程还不够严密,因此文章中可能还存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缺陷,并在广度和深度仍嫌不足。这是作者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真实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