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召回制度发端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并正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不断地被移植于我国。本文从食品召回的性质和实质两个角度入手,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剖析,论证食品召回制度创设的非必要性和食品检验结果信息公开取代食品召回制度的必然性。从食品召回的性质上看,食品召回是不安全食品买卖行为的撤销和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食品召回属于私权关系。民事法律规范对这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已经非常充分,公权力的干预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可能。食品召回制度创设了主动召回和强制召回两种方式,主动召回完全凭借行为主体的道德良心调节,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强制召回是强制主体“主动”召回,而且所谓的强制也仅仅体现在行政处罚上,并没有体现在召回行为的实施上。能否实现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决定性因素不在食品召回信息的发布者,而在于购买和使用这种食品的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对该不安全食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因此,食品召回制度在规范调整结果上具有不可预见性。同时,食品召回制度的创设使得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冲突,不安全食品的处理出现了与法律规定相悖的第二种方式。从食品召回的实质上看,食品召回其实正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公开和告知食品检验结果信息,使信息的接受主体向对方提出退货、换货甚至民事赔偿的请求。由此,推动不安全食品处理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违背客观规律地使用行政意志,强令民事主体作出一定的民事行为,而在于促进民事主体各方的信息对称,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公开食品检验结果信息。尊重和维护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避免过多地使用行政强制措施,及时有效地提供行政服务,这正是摒弃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管理模式,主张“服务与合作”的新型关系,强化社会公众的自主观念和权利观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