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和关键所在。企业创新活动本身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往往面临融资约束的难题。激励市场中微观主体的技术创新意愿和热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创新风险以调动企业研发创新的主动性,是创新驱动战略顺利且高效实施的关键。实体经济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金融,金融行业发展得是否良好是企业创新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传统企业的实体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大量投资转向周期短、收益率高的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最终造成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的后果。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大量资本脱离实体部门转向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脱实向虚”。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可以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衡量一国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和完善。金融主体的供给效率得以提升,且实现互联互通,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这些都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数字金融能否对企业创新起到推动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及对应年份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基于当前实体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为背景,将分析聚焦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并进一步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方面,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可能具有“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而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削弱这种“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基准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挤出”效应。基于调节效应检验,把企业所在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针对上述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2）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行业间营业性质的差异以及地区间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外部因素,分析企业产权、所属行业、所在地区的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局限在非国有企业;无论企业是否为高科技行业、所在地区是否为东部地区,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数字金融发展对于高科技行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存在对这种负向影响显著的弱化作用。（3）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验证融资约束存在的中介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在其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通过加大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创新,数字金融发展调节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金融化造成的融资约束,进而削弱了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丰富了企业微观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与现有文献的区别在于研究框架不同,本文将数字金融发展纳入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上拓展了对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另外,研究视角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以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做调节变量,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存在的基础上,将数字金融发展设定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来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2）揭示了数字金融发展调节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所需要的条件。本文发现,不同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对因企施策、因地施策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