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增长使世界为之震撼,中国在2012年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通过大力促进外国投资企业的建设,中国正加速贯彻“走出去”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中国有大量对外直接投资投放在亚洲区域,其份额由1991年的16%增长至2012年的73.8%。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集中度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什么因素决定并促进了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亚洲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充足的自然资源使得研究该问题具有很大意义,这可以检验并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除此之外,一般认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宽松制度环境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然而,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自然资源和制度因素的联合效应与已有理论和现存文献的观点是相左的。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在亚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动机。进一步研究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对中国企业决策的联合影响。本研究基于亚洲3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同时样本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被进一步划分成4个区域和收入层次。这个平衡面板数据的一系列实证分析运用了面板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以及集群标准误差等一些计量方法。布罗施帕甘检验被用于在选择混合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模型。首先,本文研究了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该研究中所有样本都显示通货膨胀、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双边贸易及其开放程度对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稳定性作为一项关键制度因素变量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区域分析显示,双边贸易及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在所有地区的投资都呈正相关并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贸易开放程度和中国在中东及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显著正相关。有趣的是,研究发现通货膨胀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在中国投资者会被温和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所吸引的基础上,这一关系是可以被证实的。东南亚及中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中国企业。研究还表明,中东及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发展妨碍了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在东南亚地区,政治稳定性与中国直接投资呈正相关,而在中东地区呈负相关。这种正相关关系与传统上认为的政治稳定可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是一致的,而逆相关关系可以这样来解释,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投向在中东地区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在南亚,腐败作为一项制度可变量与中国对外投资流入呈显著负相关。在收入水平组别分析中,对于高收入国家自然资源、双边贸易、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及基础设施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贸易开放度、双边贸易、能源禀赋及政治稳定性是中国对中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能源禀赋、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及腐败是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低收入国家,双边贸易、贸易开放度及金融发展程度等变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通货膨胀及腐败与其呈负相关。其次,邓宁的OLI模式在本文中被用于研究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在样本中的所有国家,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但对于资源及效率的寻求并不十分明显。在区域分析中,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中东地区寻求广阔的市场。然而,尽管该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此的投资是资源导向的。“荷兰病”或“资源诅咒”这一理论背景可以证实这一发现,例如,一些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阻止了外国投资的流入。在东南亚地区,资源导向与市场导向动机都被证实,这与最近的经验研究是一致的。本研究发现,在中亚地区,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主要受自然资源(燃料与非燃料)的影响,而并非明显的受到市场的导向。在东南亚地区,投资的主要动机源于市场导向。收入水平组别分析表明,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寻求资源,对于市场的寻求并不明显。在中高收入国家,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同时受市场和资源导向。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尤其受资源导向,那些具有逐步扩大的市场规模的中低收入国家吸引着中国对其投资。最后,本文研究了制度变量及自然资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总体来说,自然资源丰富且制度宽松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这也在现有文献中被证实。然而,制度因素及矿石和金属的交互项回归出现正系数,这表明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自然资源的增加对于制度因素具有积极影响。换句话说,具有丰富自然资源(非燃料资源)和更好制度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相反地,制度因素和石油资源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证实了“荷兰病”或“资源诅咒”理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应用。例如,具有丰富能源的国家能够吸引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流较少,这否定了自然资源会吸引资源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一般理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