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作为一种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和法律地位不断提高。新加坡政府和司法部门鼓励调解的发展,致力于将调解由“替代性”转变为“先行”的纠纷解决方式。社会调解是指民间组织所从事的调解活动,包括社区调解和商事调解。新加坡的社区调解由1998年实施的《社区调解中心法》规范,该法赋予了社区调解中心独立性和当事人充分的自主性。新加坡的商事调解由2017年实施的《调解法》规范,该法通过确立较为宽松的调解协议认定标准和暂停诉讼程序制度以保证调解的适用,确立调解过程中信息的保密制度以促成和解,确立和解协议转为法院命令制度以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确立认证调解员制度以保证调解员质量等,进一步提高了调解的适用率和调解质量。而我国由于没有商事调解立法,各类商事调解组织自愿或者被迫贴上“人民调解”的标签,出现了人民调解一元化的现象,影响了商事调解的发展。我国现有的调解研究范式各有优劣。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把握社会调解的以下特征:调解组织专业化、多样化,调解组织与内、外部联系紧密,调解组织的透明性和责任性提高。可通过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独立性、制定调解法规范商事调解、确立调解员资格认证制度和扩大司法确认的适用范围来鼓励和规范我国社会调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