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取得了重大胜利,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以及纳米科学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接踵而至。为顺应国际形势,更好的迎接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也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追求以创新带动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2012年底,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也进一步明确了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及在我国创新活动中的领导作用。然而,创新活动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对企业资源水平要求较高,并且创新成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其外部性会导致创新市场失灵。为了激发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各国政府都采取相应手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扶持,提供创新补贴是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已有研究对于政府创新补贴的作用效果尚无统一定论,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创新补贴可以起到分摊企业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收益率、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传递积极信号等作用,因此会产生激励效应,使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的创新补贴会导致创新资源的需求量上涨,进而拉动资源价格上升,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并且政府补贴可能会降低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努力程度,这些都会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除了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创新补贴并没有明确的作用效果,企业的内外部因素不同都会对政策效应产生影响。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政府创新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并找出补贴规模对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以1211家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8年发布的创新补贴、创新投入以及相关财务数据为样本,构建混合效应模型对政府创新补贴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补贴规模对政策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的创新补贴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现为激励效应,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着补贴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即政府的创新补贴存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其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分布,在所提供的补贴规模到达最优规模以前,创新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激励效应,增加补贴会带动企业的自身投入;但在超过最优规模以后,再增加补贴投入反而会使企业减少自身的创新投入,呈现挤出效应。2、结合对样本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我国目前的创新补贴规模还远远小于效应转变的临界点,这说明目前的补贴政策仍处于强激励效应阶段,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还可加大补贴力度。3、考虑到补贴效应的滞后性,本文使用上期政府补贴数据对本期企业投入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加入滞后期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如下:1、政府在实施补贴前,应该对补贴规模的合理区间以及最优值进行充分估计,以发挥补贴金额的最大效应,避免财政资源的浪费。2、在提供补贴时,需注意补贴规模外可能使补贴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如:企业事后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行为等。3、应充分发挥创新补贴的引导作用,引导其他资金闲置企业、风投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等主体的资源流入,缓解企业在创新项目上的资金不足。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出从补贴规模的角度来考察补贴政策的最终作用效果,找寻提供补贴的适度范围。并通过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创新补贴仍处于强激励阶段,在财政允许的水平内可以继续加大补贴力度,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框架;2、使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并对政府补贴中与创新活动无关的数据进行了手动剔除,减少了研究的噪音,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