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普遍承认,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贸易、价格波动、政治稳定、收入分配,甚至包括地理特征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3位,其他各项经济指标也有大幅度的改进。与此同时,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外贸依存度来衡量,200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57%,这一数字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高的,在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以及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许多学者认为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支持这样的诊断便成为本文的选题来源之一。理论层面,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到影响深远的Ohlin的要素禀赋理论,都强调了贸易对一国经济的正向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Robertson提出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of Growth),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贸易。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Nurkse发展了Robertson的观点,称为R-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可以给后进国家带来经济增长,这不仅缘于直接或静态的贸易利益,而且国际贸易能带来间接的或动态的利益。凯恩斯学派和以其为基础的哈罗德的贸易乘数假说开创了将贸易理论模型化数学化的先例。出口引导增长假说(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认为,贸易的扩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这个假说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不仅可以由增加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本来实现,也可以由扩张贸易来实现。这个假说,实际上认同了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一说法。贸易发动机命题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于贸易增长关系的争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巴格瓦蒂(Bhagwati)就在“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基础上,提出了“贫困化增长”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对外贸易会使本国的福利水平恶化。Kravis在1970年的文章中更认为贸易只是经济增长的侍女(Handmaiden of Growth),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实证研究方面,过去几十年中有大量的文献考察了贸易引导增长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这些研究中的关键方面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和计量方法。它们的理论起点是传统的生产函数方法,一些学者批评这一方法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出现。相反,如Rodriguez & Rodrik (1999)以及Harrison & Hanson (1999)等研究否定了贸易和增长在数据上存在强烈的正向关系。事实上,现有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是结论性的,也因而直到今天,有关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还在继续。更重要的是,传统的Heckscher-Ohlin理论与‘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企业同质性假设,即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率。新贸易理论以产业(industry)为研究单位,分析的是所谓代表性企业的行为。因为每个企业都生产一种独特的产品并为消费者所需求,所以所有的公司都出口。贸易成本吸收了一部分公司的海外利润,但不会阻止公司出口。尽管新贸易理论提供了关于贸易决定因素的深刻洞见,但所有公司都出口以及不存在出口固定成本①的假设,忽略了不同企业间存在的由于生产率差异而导致的贸易行为的不同。比如垄断竞争对汽车等产品的双边国际贸易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双边贸易在相似国家间更普遍的原因。但对行业中公司之间的差异的简化,导致了其理论洞见不能很好地拟合现实②。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更为细致的模型来拟合经济社会的现实。事实上,本世纪垄断竞争理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对企业的异质性的研究上(Bernard, Eaton, Jenson & Kortum,2003; Melitz,2003)。Bernard etc.重点研究了同种产品的竞争,Melitz考察了不同产品的竞争。两个模型都揭示了新的贸易利得,以总生产率收益的形式,即开放贸易导致了“弱”公司的退出和“强”公司的扩张。对大量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者行为的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这些生产者(公司层面)的业绩衡量指标有着相当大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以上提及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异质性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忽略了异质性,便不能很好地区分具有不同特征公司的生产决策行为的差异,从而对于贸易本质及其福利影响缺乏微观的论证。随着贸易成本随时间而降低,运用微观层面数据研究出口与生产率的联系也到得了进展。贸易自由化导致在同一部门竞争的出口者与非出口者间资源的重新配置(Tybout,2003)。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贸易模型的发展,开始将公司层面的生产率差异纳入模型中,并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考察上述理论及实证研究的背景,本文尝试对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作一个系统性的描述。本文的研究角度是先以一个简化的企业层面的理论模型为基础,从理论上揭示贸易增长相联系的渠道,再通过中间变量将二者串联起来,考察贸易对增长的静态和动态影响。理论模型的说明之后,再做关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丰富和深化模型的理论涵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在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希望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全面把握贸易与增长的联系。总体说来,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当下国际上流行的异质企业模型为基础,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框架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将贸易的增长效应归结为两条渠道,即创新部门的产品(知识)价格与生产一种新产品需要的期望知识量。同时,模型中对创新部门边际成本函数的不同设定,将会导致贸易对增长的影响符号发生变化。本文的模型同时考察了贸易的整体福利影响,认为贸易整体上促进了一国的福利增长。本文通过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了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只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资本与劳动的作用。最后,本文根据微观模型和实证研究,尝试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首次将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放在一个框架内加以分析。理论模型从企业层面展示了贸易影响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往国内相关的其他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不同时间段的数据直接做计量分析,缺少理论上进一步的推导过程。从而对贸易如何影响增长缺乏必要的交待,整体上是不完整的。本文运用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从企业层面切入,在利润最大化假设下分析企业的出口行为,假设创新部门与制造部门分别提供不同的产品,从微观层面识别了贸易影响增长的渠道。同时,本文的分析表明,对于创新部门边际成本函数的不同设定,将有可能改变贸易影响增长的符号,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拓展方向。其次,通过运用最新的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视角,当然,这一研究是建立在国内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本文运用了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冲击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现代计量技术,较为全面地考查了贸易影响增长的静态和动态方式。其三,本文的数据来自最新的统计年鉴,因而数据的时效性很强。在查找数据的过程中,本文既吸收了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了相关文章的数据处理方式,同时又尽可能精确地修正了一些文献中数据处理的细节问题。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的估计,国内的文献相当不一致,有些文章的交待也不十分清楚,致使有理由怀疑文献中实证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的原因就在于数据的不严谨。本文在数据的处理上同时考察了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