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49-1966)期间,文学被持续创新的焦虑所缠绕,散文话语亦在其中不断探索自身的言说策略,其道路曲折反复。它的文体形态和意义指向在意识形态的嬗递进程中被不断塑造,最终凝定为特殊的话语表达。纵观“十七年”散文的发展,其对散文传统的取舍创化因其纠缠着“传统”与“现代”两个范畴而更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它必须时刻处理与古典文章传统、“五四”散文传统、解放区散文传统和苏俄散文理念间的关系。“十七年”散文转型的整体动向具有“渐进性”和“探索性”特征,散文探索的问题类型、特征和散文范式的确立都在艰难中行进,表现为在中断中的连续和有限。然而,“十七年”散文突破的价值诉求亦是明晰的,它从追求“闲适”转为书写“意义”,同时完成主体的启蒙想象——阶级理想与科学理性的调和。从“十七年”散文言说的现代性范畴来看,它应该被看作为一种典型的“国家言说”。考察“十七年”散文的文本形态,也会发现它在言说政治、表达生活时的突破,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是前所未有的。“十七年”散文很好地处理了生活和政治的关系,并具体落实在“想象”、“情感”、“细节”的呈现上,最后形成了散文书写空间的巨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