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部——农工商部是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专职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它的设立是救亡图存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重商思潮的政治化和现实化。 作为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央机构，商部既注意借鉴外国成法，又努力结合国内实际，初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行之有效的运转体系。在中央，设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和司务厅等，因事分权，职掌明确。在地方，设立商务议员，作为商部掌控的省一级振兴实业的领导人物。同时，该部在载振、唐文治及王清穆为核心的决策集团领导下，在官员任用、薪俸、办公等方面营造出了一种新的气象。 1906年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这既是预备立宪的需要，又是权利斗争使然，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督抚斗争的结果。改组后的农工商部在中央对其各司名称及执掌进行了调整，在地方，于省一级设立劝业道，府州县设立劝业员，以期取代为督扰所控制的商务局，形成农工商部——劝业道——劝业员，从中央到省再到府州县的全面实业推进体系。较之商部，农工商部政治地位跌落，但其名实相符，建制更加完善，实业管理垂直体系更加完备，具有历史进步性。 商部——农工商部执掌广泛，与相关部门职能多有抵触，因而划清、理顺与各方权限的关系成为该部处理与各方关系的关键。在中央，商部——农工商部与外务部关系最为密切。在地方，在中央政府权力衰落、汉族地方督抚权力膨胀的情况下，该部与地方督抚之间既有领导合作，又存在利益纷争，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满与汉关系在实业领域具体生动的反映。双方的利益纷争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内耗，带来中央政策的不稳定，影响了实业发展的速度和振兴实业的效果。 清末新政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中经济的发展是清末新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商部——农工商部是实业主管部门。它鼓励工商业，支持商办，出台了调查商情，制订保商、奖商法规，劝办商会，注重工商教育，鼓励参加国际商品赛会和资金扶助等措施：关注农业改良，采取了倡设农务学堂、创办农事试验场、倡设农会、鼓励创设农垦公司、推广商品作物的种植等举措；扶植民间兴办路矿，进行了制订路矿章程、加强对地方管理、减免税厘及招商引刁等活动，并积极动员政府、民间力量逐步实施。上述努力创造了发展国内实业的有利氛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并挽回了某些利权，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商部—农工商部的设立正式确立了清政府的重商体系，加强了国家对内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为实业建设提供了制度与行政方面的合法性平台，标志着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社会贱商风气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为清末的社会变革和民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商部一一农工商部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内弊端，难以承担起振衰起弱的责任，因而在辛亥革命的狂风巨浪中，只能成为末代王朝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