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东亚的文坛上诞生了两部举世闻名的田园诗般的小说——沈从文的《边城》(1934)和三岛由纪夫的《潮骚》(1954)。两部小说在人物设计、背景选择、故事情节等诸多方面凸显了惊人的相似。虽然《边城》早在1938年就由松枝茂夫译为日文,但是却无法考证三岛由纪夫在创作《潮骚》之前是否读过《边城》的日文版。本文拟用平行比较的方法从主要人物、生活场景、恋爱故事、“水”的边城与“海”的歌岛等方面来比较两部小说的异同之处,从而更好地把握两个作家各自文学的魅力,以及探讨两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中日文化、思维、民族风貌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的理解。两个作家都选择了一个被现代文明所隔绝、保持原始自然风貌的环境作为故事的发生场所。在那里,没有战争的威胁,没有工厂的轰鸣,一切那么平静,那么纯朴。在边境小城“茶峒”,一对年轻人翠翠和傩送悄然相爱,小说就以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慢慢展开。无独有偶,在《潮骚》里也描写了一对年轻人新治和初江的爱情故事。翠翠和初江,傩送和新治,顺顺和照吉,或美丽善良,或勤劳勇敢,或德馨位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对年轻人的结合没有被金钱、地位、权利等世俗的东西污染,始终保持着纯洁、质朴、真诚的本质。“湘西秀士”沈从文在《边城》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少数民族风情的多彩画卷。水边的吊脚楼、端午的龙舟赛、潭中的泅水逐鸭、山间的对歌求婚,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汉苗峒土家等多民族杂居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而三岛在《潮骚》里也描绘了一幅海的儿女与母亲之海共生共荣的渔歌式理想之乡的图画。透过那轻拂而来的海的气息,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三岛的“大海情结”的挚烈和灼热。作为母性存在的海固然与岛国的渔猎生活密不可分,更是三岛无限憧憬和崇拜的对象。三岛对于大海的情感与沈从文对于“水”热爱是极其相似的。边境小城“茶峒”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水城。出生于这座小城的沈从文从小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不仅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因素,也是他无穷无尽的文学源泉。三岛在《潮骚》的开篇提到:八代神社和灯台是歌岛最宜眺望风景的优美场所。令人惊奇的是,在《边城》中沈从文也设计了一座白塔和一条渡船。渡船——灯塔,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都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白塔——神社,与实际价值相比,二者的宗教色彩更为浓厚,它们皆在两地居民的心目中作为守护神被尊崇和景仰。在两位作家的笔下,茶峒和歌岛的自然、人、神(《边城》中称为“天”)有机统一在一起,处于健康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乡下人”沈从文擅于将湘西的优美风光、独特风俗、朴素乡民、平凡生活描绘到自己的作品中。与以往的作品风格相似,他的《边城》也飘溢着浓浓的湘西土地的泥土芳香。而自幼在西洋的文学、历史、哲学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三岛则在《潮骚》中编织了一个异国情调浓厚的童话世界。不是吗?来自波斯的麋鹿和松鼠、远涉重洋的德基王子的传说至今仍在歌岛的居民中广为流传。出生于上个世纪初的沈从文(1902—1988)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比较动荡、比较黑暗的岁月。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沈从文本人自14岁起跟随地方的军队辗转流离于湘黔川的边境地区,直到6年后为了寻找新生活,离乡赴京走上文艺创作之路。特别是1934年的回乡之旅,满目疮痍、贫穷凋敝的社会现实让作家极为痛心。于是一篇怀念理想故土、慰藉受伤心灵的佳作就诞生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的“虚无”、“废墟”、“混乱”让自称“追求日本传统美的最后一个年轻人”三岛由纪夫感到异常窒息和苦闷。1952年的希腊之旅,很长一段时间使三岛完全沉醉于“健康”、“自然”、“灵与肉和谐统一”的“希腊之美”里。1954年,痴迷正酣的三岛以希腊的古典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为蓝本创作出了这篇十分甘美的青春爱情小说。沈从文在故乡近处的“茶峒”小城建构了一个溪流淙淙、芳草鲜美、民风淳朴的桃源别境;与此相对,热衷于“希腊热”的三岛由纪夫则选择日本的一海岛构筑了一个碧海蓝天、青翠葱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伊甸园。虽然出生于湘西小城的沈从文和出生于岛国日本的三岛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生活的经历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成长的国度都属于东亚文明圈的范围。他们都深受东亚文明的滋养和哺育。与西洋文明不同,东亚文明所倡导的是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和谐相融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各自作品中,沈从文追求桃花源,三岛构筑东方伊甸园也有着一定的必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