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试图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建立一种文学科学,这一诉求分别表现为俄国形式主义对科学性的追求、英美新批评对客观性的强调和结构主义对系统性的倚重。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理论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作品”的内部“编织”层面。克里斯特娃则进一步将作品的“编织”层面发展为独立的“文本”概念。　　 克里斯特娃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将精神分析理论融入符号学研究,先后建构了生产符号学和解析符号学。　　 从生产符号学出发,克里斯特娃阐明了文本的互文性与生产性。首先,克里斯特娃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放在文本空间之内进行阐释,将对话文本化,将文本立体化,指出了文本的“互文性”特征。接着,克里斯特娃以对拉萨雷的小说文本的拆解为例,指出文本并非一个意义单一的“产品”,而是由各种来源的文本和作者话语交叉、拼贴而成,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特征的多元意义空间。　　 从解析符号学出发,克里斯特娃阐明了文本的异质性和革命性。楔入“异质性”的文本不再是一种语言结构,而是“说话主体”的意识表征。这种文本由“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构成。后来,在《诗歌语言革命》中,克里斯特娃综合了之前的思路,将语言活动和主体意识建构联系在一起,将文本视为主体定位自我、建构意识的“意指过程”。文本就是主体在冲动的激发下与现实压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寻求主体自由的革命性的体现。　　 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包含三个维度:首先,主体问题和历史维度是其根本指向；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为文本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关键的跳板；第三,“诗性语言”实践是克里斯特娃建构文本理论的出发点。　　 以“文本”概念为中心,文学活动的整体结构和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世界、作者和接受者等要素在文本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文本不是认识世界真实维度的艺术作品,而是主体刷新自我意识的革命性实践。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上,文本生产的动力不再是作者的情感,而是主体的冲动。创作主体不再是高扬的天才诗人,而是通过能指发动革命的“说话主体”。在文本与接受者的关系上,文本写作者不再“寓教于乐”作用于读者,而是和其他主体意识共同生产出来意义多元的超语言空间。读者无法被动地接受文本的意义,而只能参与文本生产,进入某种对话、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总之,克里斯特娃将文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从分析“产品”结构发展到解析“生产”过程,将文本概念从作品概念的仆从地位中解放出来,构建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开启了一种辩证、动态的意义空间,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是有着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