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体现着在关系角色之间的不对等状态,反映着“力”的不均衡分布,是在一组关系中具有力量指向性的概念,强调某个角色如何相对于其他角色具有优势,从而使之能够影响与控制他者。权力的基础在于对资源占有的不均衡,同质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型塑着社会的等级结构,而资源的异质性则使社会内部按照各自赋予资源的价值取向造成多重的等级结构,最终多重的资源结构形成了权力的立体交叉的网络结构。因而,可以认为权力运行于社会的网络之中,其机制正是社会结构的基本体现,进而,研究一个特定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就可以在根本上形成对其整体性的把握与理解。本文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区域社会——循化藏区作为研究对象,以光绪朝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长时段的纵深背景与王朝国家对待藏传佛教政策的宏观层面上,针对国家权力、宗教权力与传统部落权力三种主要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层层剖析。通过静态的分析,我们认为传统部落权力依靠循化藏区内对传统部落制度的文化价值认同的惯性得以维持和延续,是一种原生的权力形态;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融入到藏族本土文化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宗教形态,具有教义、修行到仪轨等一整套神秘主义的色彩和强化宗教认同的神圣化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以活佛崇拜为基础的宗教权力;王朝国家权力形成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宗法社会之中,它的强制力的一面依靠传统的宗法制度而被塑造成具有神权色彩的政治权威,然而在循化藏区由于文化认同的关系,王朝国家的政治权威被还原为政治强制力乃至于暴力。通过动态的分析,我们认为在“部落的道德”的驱动下,因为对资源的争夺,各部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的安全威胁,促使部落之间由血缘关系走向地缘关系,即出现了部落联盟的趋势;藏传佛教在蒙藏各民族的信仰体系之中成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宗教,使寺院借助于宗教教义形成了对部落的优势,宗教制度凌驾于部落制度之上,宗教权力凌驾于部落权力之上,造成了以寺院为核心的大联盟趋势,并使得该区域内的部落之间与寺院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新的局面;王朝国家权力介入到循化藏区后,并未实行积极的治理和意识形态的再造,只有当出现部落冲突与寺院冲突等非常态的局面时,才会出现在现场,结果导致了对国家的认同危机。由此造成了循化藏区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部落权力构成了整个权力运作机制的基垫,其他两种权力只有通过它才能发挥作用;宗教权力上升为魅力型的权威,虽然在总体上须仰仗清中央政府而取得相应的合法性,甚至还要屈从于地方政府的强制力,然而在面对地方政府时却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的基本力量;否则,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政治权力,很难真正发挥相应的效力,就会产生了另外一种政府失效——儒家文化范畴与循化藏区地方性知识间的文化张力导致的价值认同错位。因文化认同造成的权力势异的情势,不仅仅存在于循化藏区,而是代表了整个汉藏文化走廊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该类社会的切入点,亦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多样性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