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并发VTE的危险因素,评估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Rogers风险评估模型和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在预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VTE的能力,同时探索三种风险评估模型的最佳分层策略。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科住院行手术治疗术后并发VTE的患者71例,其中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有41例,同时按照相同年龄、相同诊断1:2比例随机选取142例作为对照组,采用自行设计的妇科手术患者信息采集表收集21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三种风险评估模型对每个患者进行风险评分和风险分级,采取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妇科患者术后并发VTE的危险因素和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并发VTE的危险因素。采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计算灵敏度、特异度、确定最佳截断值,并绘制ROC曲线,通过比较ROC曲线下面积判断三种风险评估模型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并发VTE的预测价值。结果:1.单因素分析发现,静脉曲张、严重肺病、卧床>72h、中央静脉通路、术前HCT≤38%、ASA分级为III～V、手术时间≥3h、术后卧床时间≥48h以及开腹手术与妇科手术患者术后VTE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发现,静脉曲张、术前HCT≤38%、ASA分级为III～V、手术时间≥3h以及术后卧床≥48h是妇科手术患者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2.单因素分析发现,术后住院>7天、FIGO分期为III/IV期、静脉曲张、卧床>72h、术后卧床时间≥48h与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VTE的发生具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发现,术后住院>7天、静脉曲张和术后卧床时间≥48h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3.根据Caprini模型,全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均被评为极高危（≥5分）,其余组均无分布。根据Rogers模型,62.6%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被评为中危,46例被评为高危,低危组没有人员分布,高危组中VTE患者占比高于中危组（43.5%vs.27.3%）,VTE发生率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根据G-Caprini模型,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在四个风险分级均有分布,低危2例、中危12例、高危38例和极高危71例,没有出现某一风险分级的缺失,可以看出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分级能力较好。趋势卡方检验结果显示,G-Caprini模型VTE发生率在不同风险分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随着评分等级升高,VTE发生率呈现逐渐升高趋势。4.妇科恶性肿瘤VTE组的Caprini评分和G-Caprini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Rogers评分在两组之间并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以Caprini评分9分、Rogers评分10分以及G-Caprini评分4分作为截断值筛选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VTE的能力最强。三种风险评估模型的风险分层预测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并发VTE的AUC分别为:0.610、0.598、0.687。Rogers风险评估模型和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与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之间的一致程度均较弱。结论:1.术后住院>7天,静脉曲张和术后卧床≥48h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2.通过对三种风险评估模型的比较分析后发现,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和Rogers风险评估模型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VTE预测能力较差,G-Caprini风险评估模型在预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VTE的能力最强。3.推荐使用G-Caprini风险分层对妇科恶性肿瘤手术患者进行静脉血栓风险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