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结构主义抑或行为主义，论述了中国反垄断立法模式之合理选择。文章指出，选择行为主义立法模式，摒弃结构主义立法的逻辑起点应是，各国反垄断法可以依据合理的标准被划分为上述两种立法模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这两种立法模式的划分标准有3种：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违法构成要件、规制方式。尽管这些标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总体上看，它们均缺乏合理性和权威性。它们不仅自身存在内在缺陷，而且在适用时具有极强的片面性和模糊性。依据这些标准中的任何一种，各国反垄断法根本不可能截然分为上述两种立法模式；依据其中的不同标准来划分各国反垄断法，甚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相矛盾。 文章分别从立法目的、规制对象、规制方式三方面考察各国反垄断法，发现它们都没有摒弃结构主义立法，都是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多元化的，不仅制裁反竞争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还包括创设和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保障竞争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等内容。反垄断法直接或间接规制垄断结构，其规制对象具有结构主义色彩。它仍然保留结构主义规制方式，并在一些方面比以前更加严厉。各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也没有摒弃结构主义。美国和欧盟仍然对企业合并进行监控。韩国和日本对以前没有充分实施反垄断法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并采取措施不断加强实施该法。中国应汲取各国反垄断法及竞争理论之精华，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选择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有机结合的反垄断法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