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安全”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根据安全研究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人的安全、社会的安全、族群的安全或者国家的安全等不同内容。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一种比较理想和现实的国家建构模式肇始于近代欧洲并在全球迅速扩张,并被广泛接受,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的行为者。虽然马克思很早就做出论断,认为国家是“为了调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利益矛盾的力量……而当阶级矛盾解决之后,国家就必须消亡自己”。而且有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在后工业社会时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复兴,一个“后国家主义”时代将缓慢来临。在学理上,这种“后国家主义”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国家安全研究的实际情况却是：以现实主义指导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安全观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保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它部分(国家)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和内部的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控制其边界,仍然是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目标。所以,无论安全研究的名称和范围如何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安全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族群或者个人免于来自国家外部、内部的各种威胁。当然,安全研究由“传统”向“非传统”的变迁,并非一无是处,这种变迁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二战以前,由于意识形态影响根深蒂固,国家安全研究的主题基本等同于军事安全,其安全主体即为国家。二战后,随着非军事因素所引起的安全威胁越来越普遍,如恐怖主义、流行病毒、人口迁移、毒品走私、金融安全等,安全研究的主体开始多元化,由过去唯一主体——国家,逐渐将社会、族群、特定阶层、甚至个体逐一纳入安全研究的主体范筹,应该说,这种转变符合现实主义的需要。本文基于非传统安全视域对东北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社会进行安全意义上的解读,正是考虑了现实主义的需求。当前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特别是中朝边境地区的安全研究,基本立足于国际关系的热点——朝核问题,这种视野立足于国际关系理论,其考虑的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的军事和武力因素没有多大差别,虽然也曾研究过朝核问题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但都属于连带性质的,并未专门做深刻研究。本文力图真正从“非传统”视域入手,基于现实主义和目前零星的研究资料,结合实践调研,力图呈现一幅由人口与社会变迁、族群因素、宗教问题、文化因素构成的中朝边境地区立体式安全图景。本文的基本逻辑是,基于现实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以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社会为分析对象,从中朝边境地区朝鲜族社会的人口和社会变迁、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情感、朝鲜族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东北地区在文化构建上所面临的威胁四个方面为主要内容,尽力避免“传统安全”的影子,从社会变迁和文化安全建构角度去构筑一幅东北中朝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图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四个“非传统安全”因素正在威胁着东北中朝边境地区的安全(这种安全包括潜在的和现实的)。首先,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人口大量外迁(包括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外流),这种迁移可能是由市场经济导致的普遍性问题,也可能是由于独特的朝鲜族族裔情感所催生的“韩国因素”所导致。而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直接导致这些地区面临人口安全、乡村空巢、城乡二元结构不可逆转等现实治理困境,东北边疆地区将再次面临“再边疆化”的命运。其次,由于朝鲜族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族群因素在该地区的安全研究中扮演着一个暖昧而关键的较色。最为显而易见的族群因素是朝鲜问题,基于现实主义,这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朝鲜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忽视朝鲜问题所催生出来的一系列非军事威胁,如“脱北者”、毒品走私、饥荒难民潮等。而比较隐形的安全隐患是,朝鲜族独特的族群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困境,以及由于消费主义、市场化进程对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解构族群对于国家的认同,而且解构族群与族群之间既有的稳定关系。第三,由于朝鲜族地区有着基督教信仰的近代历史,在当前宗教整体复归的趋势下,朝鲜族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基督教信仰正在以惊人之势扩张,而且这种扩张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和环境基础。问题的关键是,基督教的大肆扩张会解构现代国家的理性构建,导致理性除魅的失败,何况这些地区的基督教转播还有国外势力的渗透。第四,东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都在积极构建文化主权和文化合法性,以期对争议地区进行“名正言顺”的主权归属,如日本的“重返东亚”,韩国的“联动东亚”等文化构建的尝试,都力图通过这种话语权的构建,实现权力的扩张。在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居区,这种文化权力的竞争也最具现实性,比如韩国对高句丽问题、“独岛”问题以及长白山归属的争议,都是最现实的文化安全威胁。由于本文研究主题相对宏大,只能对中朝边境地区现实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实然”层面的分析,至于如何解决和防范的“应然”范畴,则是超出本文能力范围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