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公司治理因素对财务困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很少深入细化讨论公司治理因素如何对困境产生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下,构建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以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特别处理(ST)制度以来至2006年底被特别处理的所有上市公司及其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样本t-1~t-3年的数据,分别检验了股权结构、内部董事、董事会独立性、治理会议有效性、管理层激励及审计机制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并利用粗糙集理论,构建了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财务困境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进行评价,为中国上市公司准确把握财务困境状况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文首先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样本t-1~t-3年的股权结构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依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同、最终控制人类别的不同及两者的交叉作用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分类,以检验各子样本中股权结构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在各样本线性回归结果显著的基础上,本文还进行了相应的曲线回归分析,并求出各变量的最优值。　　接着本文应用信号博弈方法构建了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内生性存在的博弈模型,证明了内部董事的监督职能可以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证明了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的正确性。　　此外,还检验了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独立董事比例的回归系数在t-1~t-2年显著为负值;而董事会规模及CEO双职合一的回归结果不显著。t-1~t-3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率的线性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值;而董事会会议次数及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次数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在管理层激励机制方面,t-3年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困境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最优的高管持股比例为5.44％;t-1年管理层领取的薪酬总额与公司财务困境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最优的管理层薪酬总额为其主营业务收入的8.6045%。T-3年最终控制人类别为国家的样本中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困境之间存在正 U型关系,且此时最优的高管持股比例为1.4347%。　　在审计机制方面,t-1~t-3年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值,而审计委员会的回归结果在t-1~t-3年均不显著。　　最后,从公司治理的视角下,构建了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粗糙集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结果表明:加入公司治理因素变量后的粗糙集模型整体的分类识别率高于单纯只包含财务因素变量的粗糙集评价模型。　　最后,利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logistic进行了相应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的回归分析。相对于传统方法来说,应用粗糙集方法构建的模型分类识别率要远远高于logistic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