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区域分化的态势，最为明显的就是东，中，西三个部分由于产业结构，制度累积等方面的差别，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分化，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的分化。在这一前提下，由于货币政策在各个区域的使用具有同样的标准，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对于不同区域——由于具有不同产业结构和通货膨胀敏感性——的影响具有非均衡的效果，因而货币政策调节区域经济波动的能力受到了理论上的广泛置疑。　　针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的差异，借助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本文希望对我国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在抚平区域经济波动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做出评价。　　本文首先回顾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区域经济波动的调节机制这一概念——最优货币区的建立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可以起到调节区域经济波动的效果。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关注区域经济波动的理论与实践加以评析，明晰了区域经济波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别，并指出针对这二者的差异，所采用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应具有较大的差别。　　同时由于这一调节机制中存在着从短期看来，不容易发生变动的制度性因素，比如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区域间贸易开放度，以及各个区域间要素的流动等受到法律和习惯等长期积累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调节机制中产生的效果，由于其本身短期内并不容易发生变化，因而是短期内稳定的;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金融市场建设这些因素的功能和结构可以发生改变，并且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的调节。根据这种机制发生效果的长期和短期性质的区分，本文进一步的划分了制度性调节机制和政策性调节机制。　　我国区域间存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差异的事实，使得我国的区域经济波动调节可以在区域经济波动调节机制这一理论框架内展开，并且针对相关的政策性调节机制——财政的收入自动稳定机制，金融市场的跨区域收入平滑机制，以及在我国比较明显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做出了相应的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已经存在具有区域经济分化特征的较大疆域国家——美国，欧盟等国家，我国财政制度的收入波动吸收作用比较小——经济波动造成一元的损失，财政制度仅能吸收其中的20％;而我国的金融市场整合程度较低，不同区域差异显著，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对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平滑作用;在人口流动性方面，我国特殊的户籍体制，夸大了人口流动水平，因此相比已有的研究，我国区域间劳动生产力的流动对于区域间经济波动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还受到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指出，这些调节机制的有限性，直接制约了货币政策对于保持经济稳定方面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并且会放大由于外在冲击对于各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我国的货币当局应该注意监查货币政策对于各个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软性政策调节区域以及产业信贷水平，降低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区域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制度应该有针对性地弥补货币政策调节的不足，通过转移支付、累进税率制等可供选择的手段，吸收外部冲击带来的收入波动;此外金融市场应该鼓励金融工具创新，提供给各个区域的居民更多的投资手段，进行居民个人资产组合，有效发挥金融市场在收入平滑方面的作用。尽管，关系到区域间经济波动调节机制的制度调节手段——市场体制、法律体制和信用体制建设属于长期性的，但是其所提供的良好的制度环境，将会产生对于包括劳动力流动、区域贸易开放度、价格灵活性等方面极大的改善，从而使我国的货币政策能够拥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使货币政策对于外部经济冲击的调节有更多的政策选择。进一步提高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　　本文的内容包括:第二章主要是针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总结出区域经济调节机制，并且根据我国理论界所提出的区域货币政策进行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货币政策在调节区域经济波动中的无效。第三章则根据相关的理论对我国的区域经济波动调节机制——财政的吸收器作用，金融市场的平滑收入冲击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相关机制的不完善的结论。第四章作者给出了我国情况的总结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