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大家、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章学诚在方志学上开创性的系统理论，对后世的修志理论与实践产生极大影响。不但如此，他还进行了大量的方志编纂活动，先后总纂和参与修纂了十几部方志。但是，在这十几部方志中，章学诚主修的却只有《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湖北通志》四部，而其中《和州志》、《毫州志》两部就是安徽志属。 《和州志》是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修纂的方志，其完整地体现了章学诚早期的方志思想，除了其在方志性质上的史学类属具有突破传统的价值之外，设置“文征”，创立“前志列传”等一系列在修志体例上的开创，都是章学诚方志理论体系发展中的十分重要的环节。而且，由《和州志》引发的章、戴论辩是方志编纂史上著名的论辩之一。 《毫州志》是章学诚方志思想逐渐步入成熟期的代表方志之一，也是被章学诚视为“自为得意”的方志著作，《毫州志》为章学诚在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方志识见提供了相当自由的空间，“掌故”与“人表”的设立，是章学诚“方志立三书”之议迈入成熟的标志。 对章学诚安徽两志的探讨，对于研究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价值。更何况，章学诚一生参与或亲自撰修地方志大多残缺不全。即使这两部安徽名志，今天都不能完整见到，《和州志》仅有不过百字的目录和几篇序例，还有十几篇相关的自叙和序录；《毫州志》则佚失得更为彻底，仅有每篇不过千字的人物表例议三篇，掌故三篇；煌煌两部志书，所存十分有限，十足可惜!对两志现有的文字整合和梳理，是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事情；对其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和方志学思想，以及其在章学诚方志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的探讨就更有必要。 清朝中期，江淮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戴震、程瑶田、王念孙、段玉裁为主要代表的“皖学”成就突出。皖学大师戴震对章学诚早年学术风格的形成曾产生过导向性的影响，在后来的学术交往中也曾多次和章学诚的学术发生关联；此外，章学诚和其它“皖派”学者的学术交往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其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生活艰难，颠沛流离于今湖北、北京、河北、河南、安徽等地。本文试图结合章学诚在安徽的学术经历和其安徽两志的理论和实践，着重梳理章学诚与安徽学者(尤其是“皖派”学者)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厘清章学诚安徽两志的修纂过程，探讨章学诚安徽两志在其方志学核心理论“方志立三书”之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章学诚安徽两志的成就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