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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网络移动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新媒体愈来愈成为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导渠道，成为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价值、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平台。政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得以不断延伸，这也重塑着使用主体的政治态度。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世界，男性与女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和男性相比、女性对于政治生活显示出较小的兴趣、参与度、拥有较少的政治知识以及政治效能感(Schlozman，1995;Verba，1997;Kenski&Jamieson，2000;Campbell.2008;Dow，2009;裴志军，2017)。但成熟的数字网络如今为两性提供了一个较为平等的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普及率为61.2％，互联网使用频率性别比例达到52.4∶47.6，性别差异不大）。在这样一种平等公正、毫无限制的接收信息的机器面前，女性是否会充分抓住机会汲取知识、拓展思想、提升自我、打破局限，缩小与男性之间的政治差异;还是会在数字世界中进一步落后，网络平台复刻强化现有的两性互动模式与偏好，导致性别鸿沟弥深？怀着这样的疑问，本研究以新媒体时代的中国为例，力图探究网络新媒体使用对女性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民主意识、政治支持）产生影响及在女性内部之间的影响差异。
回归分析结果证明，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对女性的影响与男性有所不同。就政治效能感而言，男性的外部、内部政治效能感均有所提升，但女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有所提升，外部政治效能感却显著受到了削弱。究其原因，网络空间依旧复制了男强女弱的性别权力结构，女性的诉求回应性相对不足、在其感兴趣的政治领域缺乏行动与改变，会削弱部分女性对当权者回复政治诉求的信心。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民主意识提升作用大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作为性别弱势的群体对平等、权利、自由等民主意涵更敏感、网络新媒体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努力发声的渠道。在政治支持方面，国家通过有效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加强了有关国家政体的正能量宣传，巡查、审核、限制了对代表国家形象高级官员批评、政权合法性讨论的言论，显著地提升了公民的政权支持。但对男性的政权支持提升作用大于女性，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原本男性与国家身份认同、民族主义情怀的强联系在网络空间中被强化了。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控制了对中央机关的评价，却鼓励揭发曝光公务人员与具体政治机构的失职、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仁慈中央“与”邪恶地方”的印象。而女性对地方社会政治事件的额外关注会增加她们接触了解到相关执行部门的政治动态以及负面新闻，受到的负面影响比男性更大。
同样地，网络新媒体对不同年龄层、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阶层的女性政治态度的影响也不同。网络新媒体对拥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偏好官方主流媒体的中生代(60后、70后)女性的外部、内部政治效能感具有积极作用;提升了拥有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信息获取渠道更多元的新生代（80后、90后）女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降低其外部政治效能感。随着年龄的年轻化，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民主意识提升作用越大。在政治支持方面，日常沐浴在官方正能量的政治宣传中使得中生代女性政权支持度增加;但对政治更加苛责的新生代年轻女性的政权支持在网络新媒体作用下得到了削弱。不出意外地，网络新媒体的盛行均削弱了不同年龄女性群体对具体政治机关的特定支持。另一方面，笔者还着重探究了不同学历水平女性以及作为时代精英的中产阶层女性的政治态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获取政治信息渠道更多元、政治参与更加活跃，因此她们的政治态度受到了网络新媒体更大的影响。中产阶层女性结果与高学历层次的女性呈现一定的相似。
就研究模型整体而言，研究之初提出的研究大部分得到了验证和解释。笔者还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除网络新媒体对男性、女性群体政权支持具有削弱作用、中产阶层女性民主意识提升效果小于非中产阶层女性之外，其他的回归结果与结论均得到了验证。
总而言之，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政治态度的影响是混合的。一方面，新的信息传播媒介为两性提供了新的参与机会，但它似乎不能够自动产生一个性别盲视的环境，男强女弱的权力结构映射到了网络平台上:话语平台虽多样，但女性发声渠道局促;女性表达虽活跃，但回应了了。女性在政治参与上的劣势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了延伸。但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上性别鸿沟的逐渐缩小，女性在不断努力尝试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今天可以看到在受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上呈现着更多的相似性:凭借着匿名性与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新媒体一视同仁地解放个体的思想，向其哺育公民文化，随着浸入信息空间程度的加深，个体收集、筛选与分析信息的能力、独立、批判性思考能力、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支持与承诺得到提升;国家对网络空间的引导与规制也强化了个体独特的政治信任结构。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深入接触网络，她们有望通过更多的政治参与与发声实现话语的重塑，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一个均衡的、公正的赋权平台。
回归分析结果证明，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对女性的影响与男性有所不同。就政治效能感而言，男性的外部、内部政治效能感均有所提升，但女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有所提升，外部政治效能感却显著受到了削弱。究其原因，网络空间依旧复制了男强女弱的性别权力结构，女性的诉求回应性相对不足、在其感兴趣的政治领域缺乏行动与改变，会削弱部分女性对当权者回复政治诉求的信心。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民主意识提升作用大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作为性别弱势的群体对平等、权利、自由等民主意涵更敏感、网络新媒体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努力发声的渠道。在政治支持方面，国家通过有效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加强了有关国家政体的正能量宣传，巡查、审核、限制了对代表国家形象高级官员批评、政权合法性讨论的言论，显著地提升了公民的政权支持。但对男性的政权支持提升作用大于女性，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原本男性与国家身份认同、民族主义情怀的强联系在网络空间中被强化了。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控制了对中央机关的评价，却鼓励揭发曝光公务人员与具体政治机构的失职、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仁慈中央“与”邪恶地方”的印象。而女性对地方社会政治事件的额外关注会增加她们接触了解到相关执行部门的政治动态以及负面新闻，受到的负面影响比男性更大。
同样地，网络新媒体对不同年龄层、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阶层的女性政治态度的影响也不同。网络新媒体对拥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偏好官方主流媒体的中生代(60后、70后)女性的外部、内部政治效能感具有积极作用;提升了拥有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信息获取渠道更多元的新生代（80后、90后）女性的内部政治效能感、降低其外部政治效能感。随着年龄的年轻化，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民主意识提升作用越大。在政治支持方面，日常沐浴在官方正能量的政治宣传中使得中生代女性政权支持度增加;但对政治更加苛责的新生代年轻女性的政权支持在网络新媒体作用下得到了削弱。不出意外地，网络新媒体的盛行均削弱了不同年龄女性群体对具体政治机关的特定支持。另一方面，笔者还着重探究了不同学历水平女性以及作为时代精英的中产阶层女性的政治态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获取政治信息渠道更多元、政治参与更加活跃，因此她们的政治态度受到了网络新媒体更大的影响。中产阶层女性结果与高学历层次的女性呈现一定的相似。
就研究模型整体而言，研究之初提出的研究大部分得到了验证和解释。笔者还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除网络新媒体对男性、女性群体政权支持具有削弱作用、中产阶层女性民主意识提升效果小于非中产阶层女性之外，其他的回归结果与结论均得到了验证。
总而言之，网络新媒体对女性政治态度的影响是混合的。一方面，新的信息传播媒介为两性提供了新的参与机会，但它似乎不能够自动产生一个性别盲视的环境，男强女弱的权力结构映射到了网络平台上:话语平台虽多样，但女性发声渠道局促;女性表达虽活跃，但回应了了。女性在政治参与上的劣势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了延伸。但另一方面，随着网络上性别鸿沟的逐渐缩小，女性在不断努力尝试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今天可以看到在受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上呈现着更多的相似性:凭借着匿名性与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新媒体一视同仁地解放个体的思想，向其哺育公民文化，随着浸入信息空间程度的加深，个体收集、筛选与分析信息的能力、独立、批判性思考能力、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支持与承诺得到提升;国家对网络空间的引导与规制也强化了个体独特的政治信任结构。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深入接触网络，她们有望通过更多的政治参与与发声实现话语的重塑，使互联网真正成为一个均衡的、公正的赋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