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汉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新的主题:包括有无之辨、言意之辨、自然名教之辨、以及才性之辨。与其他问题相比，学术界关于才性之辩的论著却比较少。这种现象也许与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有关。但才性思想对于魏晋玄学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才性问题起源于人物品评。汉代十分注意人物的品评，这种品评最开始源自于政治需要，汉代选拔官吏实行察举和征辟制，察举是地方选官的方式，征辟是朝廷选官的方式，这种选官方式的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对人物的品评，以德行为核心，到了曹魏时代，提倡名法并重，因此重视名实问题，提倡"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品评人物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品评不止注重人的外在，更注重人的精神实质，因此才性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由西汉察举制、东汉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所决定的用人标准的不同，是人物品评之风的直接依据和价值取向的现实依据，同样是刘劭《人物志》中才性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　　《人物志》一书对才性问题有较为充分的论述，是研究魏晋玄学才性之辩的重要历史文献。《人物志》将才性作为基本的哲学概念提出，而且将才性问题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并且论述了才性认识论，最终目的是构建并追求一种理想人格，力图贯彻不争的处世之道，可以说是发魏晋玄学之先声，是标志汉学向玄学过渡的重要文献，汤用彤先生在《读人物志》中讲到"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正始前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　　因此，《人物志》对研究才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物志》成书的理由与汉代品鉴之风以及当时的名实问题相关，而且接触到了才性问题。刘劭才性思想的产生是受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曹魏时期的唯才是举思想的影响。察举征辟制对人物的德行尤其重视，而到魏初则产生了唯才是举的价值取向，学术风潮为之一变，也由此使道德与才能的问题成为当时重要的思想问题。刘劭的才性思想主要分为才性本体论、才性认识论与才性修养论三部分。　　在才性本体论中刘劭由"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出发，论证了情性由元气构成，阴阳二气立性，五行构成了人的形体，而且向外表现为五种德行，既对人的才性做出了说明，又强调了才性的客观性。然后使用"理"概念沟通天道与人道，指出天地气化，盈气损益就是道之理，人道之极则是爱敬。从根本上说决定人的才性的"道"仍然是一种道德本体，所以刘劭显示出了道家思想的倾向，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儒家思想。　　从广义上讲，"性"就是"生之谓性"的"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且来自自然天赋。从狭义上讲，《人物志》的中的"性"，则是德性，简而言之就是"仁、义、礼、信、智"五德，"才"主要有三种涵义:人的材质;人的才能;具有不同才能的人。从才性关系讲，刘劭一方面从"同"的层面上讲才性，因为才性同出于"道";另一方面，刘劭又从"才性合"的角度来探讨才性关系，因为其认为有什么样的质性，就有什么样的才能。因此《人物志》探讨才性关系既探讨内在的德行与外在的能力的关系，又探讨了才能是否天赋的问题。这样就具有了认识论上的意义。从才性分类讲，刘劭对人的才性的三种区分:偏才;兼材;兼德。并提出人的才性的最高标准"中庸"，对魏晋的人物品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劭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中庸以及不争的处世之道，将"平淡"、"聪明"概念引入"中庸"概念，体现了其思想上的创新性，以不争为处事之道则体现了其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　　《人物志》中的才性思想可以说既发魏晋玄学之先声，为当时的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参考依据。虽然与王弼等玄学家相比，《人物志》中的思想还不能体现玄学高度的思辨性和抽象性，但是却是研究魏晋玄学初期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