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激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舞台上此消彼长的哲学思潮。被誉为“中国的脊梁”的梁漱溟，正是在儒学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梁漱溟不同于近代诸多思想家、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起初就由衷接受，即便马克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梁漱溟也曾对其持不同态度。他早年出于对外来文化的警觉，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的“生产力是最高的动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正确，坚持“精神至高说”和“意欲论”，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对中国历史基本无法解释。”理性思考中国实际，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理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梁漱溟又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实践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做法行不通，中国应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在理论上提倡改良取代暴力革命，在知行上又对中共大力支持，与中共领导人结成友谊，为国内和平奔走斡旋。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态度有所转变，对共产党的执政有了很大的改观，并且认为自己所曾经坚持的理想有可能通过中共的努力而变成现实，决定留在新政府，希望能够见证并督促建国理想的实现。同时认真学习马列哲学著作，吸取马克思主义营养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试图将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梁漱溟的历程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激荡、碰撞、交融的一个缩影，他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理论眼光和生活体验诠释着中国文化传统，身体力行地证明着中国文化应对外来文化应该具有的态度，因此也就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确定了中国文化的位置，然后进一步判定中国文化的儒学特质。而梁漱溟本人所遭遇的挫折与失败，也有利于反思当下中华文明复兴本身所遇的阻碍和知识分子实现自由话语权存在的“瓶颈”。因此，研究梁漱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