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风险领域是当今科技发展至反思性科学化阶段的重要国际议题,而疾病卫生领域的风险则是公众风险认知图景中最为关注的风险之一,其直接影响到公众生存状态、政府管理机制、科学事业推进以及大众媒体发展等社会子系统。2013年3月我国官方通报全球首例人感染H7N9病例,处在非典十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上,加之同年3月的“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使H7N9迅速成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提及度前三的话题,然而真实的风险图景却与公众这种“过度反应”产生了差异。由此矛盾点出发,遵循现代风险内在发展规律,本文选取实践建构论的研究框架,结合科技哲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力图通过对事件本身的梳理挖掘出产生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可能性的解决路径。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官方网站,以及人民网、腾讯网、搜狐网等大型门户网站开设的H7N9专栏。通过对H7N9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呈现,挖掘出参与本次风险定义的主要行动力量分别为：H7N9病毒自身、政府和卫生部门、媒体以及公众。在此,物和人的因素都被纳入到了实践之网中进行考察：H7N9病毒自身具有“三不明”即：来源不明、传播方式不明、预防及治疗措施不明,这种复杂性经由媒体的呈现又再生出了二次风险,大多公众无法直接体验风险,其风险知识主要来自权威发布和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声音,而专家团体又处在“失信”的窘况中,身兼“法官”和“被告”的双重角色,这些使得参与风险定义的行动力量之间的碰撞更为激烈,单一力量占据风险定义的垄断地位不再可能。最后,本文通过历时性分析总结了H7N9风险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不同的风险认知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科学风险认知的可能路径,即以民主为前提的,以风险定义各方提升基本科学素养为保证的,借助新媒体平台推动信息公开的协商决策机制。在此机制中,信息流的引入令现代风险以自组织的形式消除掉一部分误差,减少风险认知科学化的阻力。